里森沉吟了片刻后说道：“对大英帝国抱有好感的人物当然是有的，比如驻扎在南京的长江舰队司令官黎元洪阁下，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方便，黎司令和我谈话中也表现了对于大英帝国发自内心的尊重。

    但是，在武汉的权威没有衰退下来之前，就算是对大英帝国抱有好感的黎司令，也会服从于武汉的指示在长江上实施封锁作战，毫不顾忌这一行为将会引发和大英帝国的冲突风险。

    简单的说，这些人对于大英帝国的尊敬，还不足以抵消他们对于武汉政府的敬畏，他们没有把握带着自己的手下反抗武汉政府，哪怕有我们的支持。

    而根据我的调查，武汉的实力在于劳工党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武装力量，那些党外的势力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权力的装饰品，而非权力的来源。我们费尽力气制造几场叛乱，只不过是给了武汉以清理这些党外势力的借口。

    现在的英国和武汉之间，还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我觉得，这种鱼死网破的手段，至少不应该现在就使用。”

    ?第703章

    第703章

    煽动地方势力叛乱，这是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使用的传统技能，正是这一技能的娴熟使用，才使得英国以极小的代价控制了印度大陆，最终成为了大英帝国最坚实的地基。

    北美十三州的独立，本质上来说就是法国人复制了英国的外交手段，推动了北美十三州的叛乱。

    只不过法国人太过实诚，没有让北美十三州的白人殖民者流干血，反倒是把自己的国力给耗干了。

    法国人的失败经历让英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让盟友在战争中打酱油，否则胜利成果就都落入到盟友手中了。

    而布尔战争和西藏冲突又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就是现在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只要大英帝国敢于单独下场，那么他的敌人就会联合起来给自己的对手以各种支持。

    此次东亚的对俄作战，可以说是英国外交的大获成功，英国人几乎没出什么力气，就把俄国人从远东赶回了欧洲。

    不仅让俄国继续待在英法对德国的包围圈中，顺便还解决了俄国在东方扩张侵犯英国势力范围的麻烦。

    也正因为这一外交战略太过成功，使得伦敦不愿意再亲自面对中国人的反抗，而试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反帝思潮。

    当然，伦敦上层的想法并没有完全的和英国在华商业势力达成一致。

    对于这些英国在华商业人员来说，他们还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于世界的唯我独尊的地位。

    于是英国的对华战略，上层和下层其实是割裂的。

    伦敦试图修复和中国的关系，试图把大英帝国装扮成保护中国的圣诞老爷爷形象。

    但是英国在华的商民，则把中国视为了另一个印度，他们认为自己在中国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是中国法律应该尽到的责任。

    莫里森更倾向于伦敦的外交战略，而在中国长期担任外交官的朱尔典则认为维护英国在华人员的特权是优先选项，毕竟中国人的愤怒自有皇家舰队去应付，而这些在华英国人的怒火却是要他这个外交官来承担的。

    但是朱尔典也承担不起，因为和伦敦外交政策相反的实际操作，使得中国对英外交走向对抗，他毕竟不是具有深厚根基的英国贵族，没法让国家的政策围着自己打转，出了问题，他可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

    所以当莫里森表示，仅仅依赖个人的关系是没法让武汉的附庸反对武汉的，朱尔典就知道想要依赖自己的能力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已经不够了。

    假如没有大英帝国公开的承诺，这些中国人是不可能正面挑战武汉的。

    那么大英帝国是否会公开为对抗武汉做出某种保证吗？

    老实说，现在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虽然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是支持布尔战争的强硬派，但是格雷子爵同样是一个具有出色外交战略眼光的精英。

    格雷子爵上任之后就把英国外交转回了欧洲，认为德国才是英国全球统治权力的最大挑战者，如果不能让德国人失去挑战大英帝国的野心，那么大英帝国在全球遭到的挑战就不会停止。

    所以格雷子爵认同了海军部的主张，收缩全球力量，把重心转回欧洲，特别是组建最为强大的本土舰队以应对德国公海舰队的挑战。

    格雷子爵的这种外交布局，实质上已经明确的告诉了朱尔典这些海外的外交官们，大英帝国当前的外交重点在于欧洲。

    欧洲之外的地区，只要能够保持稳定就可以了，一切等待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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