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森找来商议对策了。
莫里森在政治上完全是个新手，他能够在泰晤士报出头，完全是因为其文学上的成就，不管是最初的在中国徒步旅行的游记，或是义和团事变中在北京传回的报道，都迎合了英国人对海外历险的好奇心理，从而让他在英国声名远扬。
但在政治上，他其实没有什么主见，既不迎合保守党的价值观，也对自由党的主张不以为然，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澳大利亚人，而澳大利亚人有着一种朴素的帝国主义思想，他们反对自由主义中的平等原则，认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是有着智力上的差异的，所以白人统治有色人种是合乎规律的，反之则是不正常的。
但是澳大利亚人又反对伦敦对殖民地的诸多干涉，认为伦敦把自己当成了殖民地政府的上级，这显然是过于帝国主义了，须知澳大利亚和伦敦一样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效忠英王的。
所以莫里森在中国的外交路线是混乱的，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有引导中国青年倾向西方文明的责任，这是一种文明世界对野蛮民族的教育责任；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中国的知识青年以西方文明的思想反对那些和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认为这不符合契约精神。
莫里森其实很清楚，武汉的执政者要比北洋军政集团文明的多，但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他积极的支持朱尔典的对华政策，认为应当扶植袁世凯以对抗武汉，防止武汉政权统一中国，那么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正是在莫里森和朱尔典的鼓吹下，在清帝退位之后，伦敦加大了对于袁世凯的支持，主要是帮助袁世凯扩建了军队，并为其向日本施压，拿到了南满地区的控制权。伦敦的这些小动作虽然不是决定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让步的关键，但应该能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伦敦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朱尔典提出的日中对抗主张，和支持袁世凯能够限制中国内部的革命势力的扩张。但是现在日中提出东亚和平论，也就意味着朱尔典提出的扶持袁世凯的主张并没有达成伦敦想要的目标，反而令英国在东亚均势的构建上遇到了大、麻烦。
莫里森也和朱尔典一样感到了不妙，意识到伦敦一旦开始追究责任，他和朱尔典都将会会失去自己的荣誉。只是两人关起门来交流了半天，也一样没找到挽救东亚均势的新思路。
朱尔典很坦率的和莫里森说道：“我和税务局长唐绍仪就东亚和平问题交谈过。唐表示，东亚和平对于中国来说是求之不得，而中国也是被动的接受者，因为中国并无实力挑战东亚秩序。当日本方面主动提出东亚和平时，袁总理只能积极的加以回应，否则就会遭到其他人的质疑。
毕竟现在袁总理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的政府首脑，但实际上袁总理的命令只能在北洋控制的地盘上落实下去，至于北洋军控制不到的地方，地方官员对于袁总理的命令，往往都是看心情来执行的。
至于武汉方面，他们现在掌握着国会，只要不符合武汉利益的政府命令，武汉就会以违反国民利益宣布政令无效。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和日本的和平相处是确保北方安定下来的必要条件，北洋不能两面受敌，且这两个敌人都比北洋强大。在日本放弃了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主张后，袁失去了和日本敌对下去的动机。你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谈的如何了？”
莫里森沉默了好一会，最终给出的答案也是不乐观的，他解释道：“因为年初开始对满清旧代表的清理，国会中革命党人的势力完全占据了主流。除了劳工党之外，国会中倾向于革命立场的有势力的党派，有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中央党部。
华兴会的宋教仁虽然认为劳工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对于地主阶层的处理过于简单粗暴了，但是他依然认为劳工党在中国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少劳工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确实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至于孙文提出逇三民主义虽然有利于地主和农民，可是到今日为止也没有见到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愿意实施三民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的。所以他拒绝了和同盟会联合的建议，表示华兴会在政治上不会偏离劳工党的政治路线，他们愿意成为忠诚的反对党。
至于光复会，现在几乎已经四分五裂了，徐锡麟和大通学堂表示支持劳工党，至于蔡元培虽然愿意和同盟会谈，但他认为同盟会中央党部首先要进行改组，不能在内部搞独裁主义。现在同盟会中央党部几乎都是广东人，他没法说服其他党员进入同盟会给人当陪衬。
至于同盟会的朱执信，他倒是代表孙文向我们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愿望，但是他要求我们直接提供贷款和军械，这显然会破坏我们和北洋及武汉之间的互信关系。
至于梁启超这些人，虽然在知识界有着不小的名望，但是他们在政治圈子和军队内部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指望他们去对抗武汉是不现实的，他们最多也就在报纸上批评一下武汉而已。”
莫里森说了一大通，可朱尔典没有听到任何好消息，这不过是进一步确认了他所主张的对华策略失败而已，因此他忍不住打断了对方的话，问道：“那么武汉内部呢？他们难道就没有一两个愿意和大英帝国交朋友的识时务者吗？”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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