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只要救一救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现在逼迫皇帝退位，国家缺乏一个主导者，只会令国民更加的思想混乱，从而带来更大的祸端。
但是这种论调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就自动消亡了，大家都认为正是皇帝退位了，在共和体制下，全国才能上下一心，毫无杂念的把力量用在对外战争上，才取得了这一次的胜利，由此看来，满清误国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由于人心对满清统治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憎恨情绪，那些地方上怀念满清的势力逐渐被孤立了，支持革命的力量极大的获得了增强。于是从08年初开始，新一轮的政治清理，主要就是针对那些怀念满清的旧官员。
袁世凯同样借助这股风气对于北洋内部进行了人事整理，把北洋军中满人亲贵安插的那些钉子给拔了出来，那些口口声声表示自己仍旧忠诚于满清的旧人物，在这一轮政治清理中都被赶下了台。
一时之间，和满清切断联系就成为了官场的一个新风潮，因为大家发现对异族王朝的效忠并不能得到民族意识觉醒的国民的认同，反而有可能让自己被打上汉奸的标识，从而彻底的被新秩序排挤出去。
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共和体制便稳固了下来，代表满清的帝制成为了民众唾弃的旧时代的愚昧象征。
在全国政治上并不占据优势的革命势力，到了1908年八月时，已经成为了主流社会追捧的对象，那些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不管过去赞不赞成革命，现在都会吹嘘自己在海外时已经赞成了同盟会或劳工党的主张，自己就是排满革命的先行者。
在哪些武汉和同盟会势力没有抵达的南方省份，这些留学生很轻易的就打着革命先行者的招牌夺取了本地士绅的权力，成为了新时代的地方势力代表。
这些人的轻易夺权，进一步刺激了那些上进无门的知识分子青年，科考制度废除后，这些地方上的知识青年就失去了上进之路，除了教书和当兵之外，几乎没啥能做的，现在他们倒是看到了新的上进之路，就是投身革命。
于是，1908年中国的政局变化之激烈，甚至还要超过07年皇帝退位之前。皇帝退位之前，好歹还有个皇帝在上头，大家可以打着皇帝的名义镇压革命，现在皇帝退位了，袁世凯虽然反对革命，可又没有勇气和武汉公开决裂，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稿些小动作，在公开场合袁世凯也只能表示武汉的革命行动是有利国家的，以表明自己和满清已经彻底决裂。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于地方政治的控制力，而南京兵变又让地方官员意识到，盲目镇压革命行动可能会被武汉视为满清的支持者而加以攻击，这些官员扛不住武汉的政治清算，自然也就不敢继续大张旗鼓的对付革命党人。
于是稍微有些道德感的官员选择了挂职回乡观望，没有道德感的官员则选择投向革命，至于试图保卫满清的官员则被地方势力驱逐甚至枪毙。
于是1908年上半年，朱尔典就看到了中国政局雪崩一样的变化，他所设想的保守和革命势力的均衡局面，压根就没有出现，现在的中国政治势力只有激进革命派和缓和变革派两种，剩下的都是要被打倒的旧反动势力。
如果只是中国内部政治局面的失控，朱尔典还可以通过联合莫里森掩盖掉自己对华外交政策的失败，莫里森作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其负有向伦敦汇报中国情况的使命，也就是说莫里森其实就是英国外交部在中国的眼线，以确定在华外交官汇报的对华情况是否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英国外交部在经历多次在外外交官员的自行其是后，终于对这些只考虑给自己个人职业生涯弄一些荣誉的官僚们失去了信任，不管是阿富汗战争或是西藏战争，实际上都不是伦敦的主张，而是殖民地官员的个人计划。
哪怕是布尔战争，也是当地殖民地官员隐瞒了一部分情报，挑起了伦敦对于布尔人的不满，最终从外交问题变成了战争问题。而这些殖民地官员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能够获得布尔人发现的金矿，并进一步压缩德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合作对象。
所以，英国大报的驻外记者，特别是政治类记者，几乎都会得到外交部的关注，并成为外交部用来了解当地情况的渠道。莫里森愿意为朱尔典进行隐瞒的话，那么伦敦就没法判断中国的情况在失去控制。
至于莫里森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莫里森也是对华保守派的一员，在对朱尔典的任命上，莫里森对伦敦的报告是说了不少赞美的言论的，以至于伦敦真的相信，朱尔典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人际网，犹如萨道义在日本一样。
至于英国在华的另一股暗线海关系统，则因为赫德和英国政府对继承者的争执，加上共和体制成立后对海关积极收回权力，不断的失去对于英国外交部的影响力。因此，朱尔典和莫里森两人几乎就能决定对华方针问题，并上报给伦敦，形成官方政策。
现在日中双方的政府首脑先后抛出了东亚和平论，这就击破了英国对东亚均势的战后秩序目标，朱尔典所力主的对华外交方针也就宣告了破产。伦敦自然对朱尔典感到了不满，因为这不是朱尔典向伦敦描绘的东亚新秩序。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尔典也只能把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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