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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温和的就是若槻礼次郎这类，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获得了藩阀的认可，从而靠着技术性的职位步步高升，虽然不能进入到政权的决策层，但至少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因此对于藩阀政治的痛恨就没有那么的激烈。

    因此心态更接近于保守主义的若槻礼次郎对于林信义的工具说还是提出了质疑，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对私有制的否定，最终会危害到皇国的现体制，甚至有可能引发和邻国类似的平民革命。

    如果说日清战争的结果让日本人开始摆脱过去对中国的仰望心态，那么武汉政权的崛起则再一次纠正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贬低看法。

    武汉政权和列强联军在长江上的对峙，虽然让日本民众感到愤怒，因为受到最大损失的其实是日本海军，但也被不少日本人看成为了类似于英萨战争的复制，认为武汉政权就和当初对抗英国人的萨摩藩一样可敬。

    而此后武汉政权不仅存活了下来，并在西藏战争中迫使英国人做出了妥协，这就使得日本的精英对于武汉政权的评价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武汉政权在对俄作战中所表现出的中流砥柱之势，各国派出的战争观察团对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感到了惊讶，并认为这场战争中北洋军虽然表现不错，但中国军队的核心其实是武汉的军队。

    以列强所公认的陆军强国德国和法国的军事观察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就士兵的训练程度而言，北洋军其实是中国军队中最出色的，但是战场上表现最好的中国军队却是武汉军。按照一位德国军人的看法，北洋军只是在战场上参加了战斗，而武汉军则是在组织战争，所以凡是北洋军单独的行动，几乎都得不到什么战果，而哪怕是少量武汉军队参加的军事行动，也能基本保证战场上的主动权。

    德国人对武汉军队的评价，极大的纠正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军队的轻视，而之后武汉政权逼迫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则带给了日本人更大的震撼。假如没有之前一系列对武汉政权的称赞声，那么武汉政权逼迫清帝退位的举动，至多不过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但是武汉政权之前一系列让人赞叹的表现，就使得一些日本人很难把这一行动和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上的大革命，足以和法国大革命相媲美，只不过武汉政权没有如国民委员会那样砍下皇帝的脑袋而已。

    当这些日本精英把清帝退位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后，中国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的讨论，就自然成为了日本学届和政治届的讨论课题了。而这种讨论不可避免的就和日本的维新运动进行了对比，然而就形成了应该对日本继续维新的舆论。

    如果说过去的民权主义的兴起，主要是日本藩阀政治中失败的一方试图卷土重来，这依然是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那么现在对日本再维新的舆论呼声，实际上体现了广大平民阶层的心声，即民众借助邻国革命凝聚了改革的人心，试图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愿再被藩阀或民党所代言。

    面对这种民众发出的改革呼声，对于若槻礼次郎这些体制内的官僚来说，当然是感受到了威胁的，他们只是想要从当权者手中分权，而不是支持民众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若槻礼次郎对于林信义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论，依然抱有极大的警惕，担心会引发国内的革命。

    林信义当着五位现任大臣敢于说出自己的主张，自然也是经过仔细的思考的，因此对于若槻礼次郎的质疑，他不假思索的反驳道：“国内革命的爆发肯定不会是社会主义思想引发的，从维新政府成立以来，农民暴动的事件数量已经超过了江户200多年的总和，我们总不能说这些农民是社会主义思想煽动起来的吧？

    我们的邻国所爆发的这场社会革命，其革命的领导者武汉劳工党虽然是主张社会主义思想的，但它强调自己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而不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由此可见不是中国人信仰了社会主义才爆发了革命，而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激烈到一触即炸，才有了劳工党的胜利。

    假如日本要爆发一场革命，那么必然是社会各阶层对现在的体制不满到了极点，而不是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更好，所以主张社会主义思想会煽动革命的爆发，这是当权者不愿正视社会问题，为自己推卸责任的借口。

    试图通过禁止思想的传播来禁止革命，这就和消灭制造了问题的人来消灭问题一样荒谬。丰臣幕府和德川幕府都曾经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来维持幕府的统治，但这种政策导致了日本远离了世界，最终被黑船强行打开了国门，这就是现在日本处处受制于人的历史根源。

    开国的目的，就是让日本能够随时的了解世界的潮流方向，使日本不至于变成第二个印第安民族。为了当权者的一己之私而禁止新思想的传播，这和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有什么不同？”

    明治维新政府虽然依赖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正迅速的建立起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幕末被列强打开国门的印象此时还铭刻在日本人的记忆当中，维护皇国体制和维护大和民族的生存权力，此时还没有高度统一，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为优先。

    林信义现在的主张是建立在开国是为了延续大和民族存续的立论上，这也是维新政府开国论的基础，作为体制内的一员，若槻礼次郎没办法反对这一点，否则他就等于是公开反对维新政府建立的政治根基了，这种立场一旦暴露，被舆论攻击就不可避免。

    打掉了若槻礼次郎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维护体制的政治立场后，林信义话题一转说道：“我们主张打倒英法为首的全球殖民体系，是为了让日本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打倒了英法的全球殖民体系，并不代表着日本就有了发展空间，日本的发展空间必须要得到全球新秩序的保障，这才能真正的获得发展的机会。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打倒英法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新秩序。而任何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都是对于国际贸易原则的保护，比如旧中华帝国的宗藩体系表现在朝贡贸易制度，今天的全球殖民体系则建立于自由贸易制度。

    朝贡贸易的核心是权力创造价值，即小国同意中华天子的统治权，从而获得天子的赏赐，不过小农社会的中华帝国最终难以把朝贡贸易制度维持下去，最终走向了闭关锁国，也就等于自行放弃了宗藩体系，从而给了欧洲列强入侵亚洲的机会。

    而今天的全球殖民体系虽然起源于大航海时代的自由贸易，但这种自由只是对于帝国内部的商人而言，对于帝国之外的商人，其实是不自由的。大英帝国虽然没有直接用权力来给商品定价，但是大英帝国规定英镑兑换黄金的价格，而当前的国际贸易正是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上的。

    英镑通过和黄金的固定联系，迫使各国接受了英镑的价值，对于各国而言，除了黄金和英镑之外，本国货币都不能使用于对外贸易，因为当前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能够和黄金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是英镑，当前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英镑自由的购买各国的原物料和劳动力，各国自由的换回代表货币的黄金和英镑，但不能再国际市场上自由的购买原物料。

    比如美国向日本进口生丝，日本向美国进口钢铁和棉花，但日元和美元不能实现货币互换，而是必须先更换为黄金，然后以黄金对商品定价。那么谁来确保交易商支付的票据能兑换为黄金？答案是伦敦的金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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