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的名言就是，“中国这么多人，文盲遍地都是，这些人那里懂什么民主共和，要是纵容这些泥腿子来治国，天下非大乱不可…所以中国想要安稳太平就得尊孔，就得有个皇帝管着大家…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

    若是按照自己的本心，詹天佑是不想和这些士绅对抗下去的，今天的中国至少落后了欧美一百年，要是还不抓紧搞建设，哪里还赶得上世界的潮流？他可是在美国见过印第安人的头皮靴子的，也见过那些美国人把澳大利亚土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头颅当成收藏品炫耀的。假如中国不能赶上世界的潮流，那么这些印第安人和太平洋群岛土著的下场，难保不会发生在中国人身上。

    但是对于劳工党能够压制住这些士绅的反抗，从而确保经济建设不受影响，他又保持默认的态度。他不想和士绅冲突是担心士绅联合起来阻扰经济建设，并不是他有多喜欢这些划地为国的土皇帝。

    至于那些会党们的不满，詹天佑则没有任何同情的念头。假如说士绅中还有开明派的话，他自己也算是士绅之一，那么会党绝大多数都和犯罪有关，而且这些会党经手的犯罪勾当就没有一个是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不管是拐卖孩童妇女、贩卖鸦片、还是打劫路人，哪一样能培养出好人来？

    也就是四川这个地方实在是没办法，不加入会党连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所以才会出现清水袍哥这种奇怪的存在。什么是清水？其实就是说我也是组织里的一员，但我不干那些下三滥的事，你也别来搞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镇压那些认为造反就是让他们当土皇帝的会党首领，詹天佑是难得的持正面支持的立场的。他觉得要是让这些人打着革命的名义在乡间欺压良善，这种革命不革也罢，好歹满清政府也知道要给小民喘口气好收税，这些土棍则完全把农民当成自家的牛羊了，想宰就宰。

    当然，要维持这种两手都要镇压的局面，对士绅和会党的同时打压，实际上让工农兵委员会在四川处在了一个极危险的环境，大家都不愿意支持你了，只能依赖来自武汉源源不断的援助。比如修铁路这件事，假如没有武汉运来的大批物资和火车头、铁轨，工农兵委员会是怎么也完不成的。

    有了这些来自武汉的资源，工农兵委员会才能为那些农村里的无产者找到新的工作，从而在地方上制造出一个支持自己的阶层。而随着火车的开通，重庆-武汉的航运路线的维持，工农兵委员会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在铜罐驿镇搭建起来的小木台上，詹天佑为重庆到铜罐驿镇的铁路开通做了讲话，“…这52公里铁路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不仅要把铁路修到成都，修到贵阳和昆明去，还要修到武汉和西安去。蜀道难将不难矣…”

    詹天佑的讲话大受本地群众的欢迎。在铜罐驿镇吃了午饭后，詹天佑和胡栋朝、杨庶堪一起在江边走了走，詹天佑不由赞叹道：“四川的风景可真是秀丽啊，难怪古人云：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可惜我很快就要走了，今后四川的建设事务就要靠你们了。”

    杨庶堪是了解詹天佑调离的情况的，四川的铁路建设已经上了正规，当前最要紧的反而是政治工作，毕竟成都的锡良无时无刻不想着打倒重庆的工农兵委员会，而会党和一些地方士绅也对工农兵委员会不满。这种工作对于詹天佑来说没什么意思，所以在川江通行后就打了报告要求回去主持粤汉铁路的修筑工作。

    在这个决断上，杨庶堪并不认同詹天佑的做法，他认为没有革命的政权，谈什么革命的建设工作。不过他倒也不会去阻止詹天佑，毕竟对方离开之后，倒是可以让他们这些革命派大展拳脚了，之前詹天佑对于那些反对者还是过于和气了。

    不过胡栋朝是真不知道，他来四川是为了协助詹天佑工作的，因此他比较吃惊的询问了对方的去处。詹天佑倒是很坦率的说道：“其实说到建设，武汉要比四川多的多，不管是长江大桥，粤汉铁路或是北方的黄河大桥的合拢，不过铁路委员会打算让我去负责洛阳到西安铁路段的勘察建设筹备工作。”

    胡栋朝听了这话立刻就有些激动了，“要建洛阳到西安的铁路。那么一旦成都和西安的铁路建好，四川到中原就不用再走长江和山路了么。”

    詹天佑充满期盼的说道：“何止，铁路委员会是打算把铁路一直修到兰州和新疆去的，这条铁路要是完成了，重要性不亚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啊…”

    第292章 建设

    六月中旬，詹天佑乘坐汽船出川抵达宜昌，当他乘坐的汽船过了宜昌之后，发觉从此地开始往下的长江沿岸都出现了整治河堤的现象，过了松滋口长江两岸的护堤工人更是密集了起来，到了虎渡河以下更是出现了南岸尽是工地的景象。

    虽然詹天佑主持铁路建设工程，在重庆就主持过数万人的建设，但是看到这一幕景象还是被震撼到了，这里的施工人数显然已经超过十万以上，因此到了沙市之后他就不肯再走，跑去见了主持荆江治理工程的负责人李炳寰，询问起了工程的详细情况。

    李炳寰倒也很高兴见到詹天佑，不仅给他详细讲了自己负责的荆江治理工程的内容，还邀请他为自己出出主意。

    听完了李炳寰的介绍后，詹天佑便感慨道：“同治九年松滋决口，不堵成河，自此荆江南岸四口向洞庭湖分流的格局就形成了，委员会有这样大的魄力开始整治荆江河道，实在是难得。”

    李炳寰只是微笑着回道：“其实也不是临时起意，2年之前我们就考虑要整治湖广境内的江河湖泊了，只是之前一直在勘察计划没有进入到落实阶段而已，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政权，倒是加快了工程建设。

    其实现在上马这个工程还是有好处的，正因为上马了这个工程，常德、荆州两地的民众才会理解工农兵委员会为什么是人民政权。也避免了一场冲突…”

    李炳寰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虽然荆州、宜昌一带归顺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但这里的军队和士绅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武汉的一些政策，而南岸的常德更是保持了一种独立的地位，即不出兵帮助朝廷平乱，但也不接受武汉的命令。

    一开始，包括李炳寰在内的劳工党成员都是主张调动军队直接打平这些不服从命令者的，不过田均一却认为这些地方的民众并不是反对劳工党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而是他们不了解劳工党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到底要做什么，“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所以田均一主张号召两地民众修缮荆江水利。

    这确实是一步好棋，“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这段长江两岸的百姓都为水患所苦。同治九年松滋决口，不堵成河，实质上就代表着中央王朝已经失去了经营地方的勇气和财力，中国本就是一个依赖治理水利超大工程而形成的统一文明，所以满清入关即便还在战争之中也拼命修整黄河，以表明自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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