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抵抗朝廷之命。”

    袁世凯思考再三，觉得杨士骧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于是在送走了杨士骧后上书朝廷，再一次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立宪，并开放党禁和报禁，以求团结上下共同对敌。

    此前对这类上书一向置之不理的慈禧，这一次在俄军的进逼下终于还是松了口，同意军机处操办预备国会一事，并赦免了梁启超等维新派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但唯独不赦免康有为。慈禧认为康有为鼓动光绪围园杀害自己，实乃罪无可赦。

    梁启超在日本听到这个消息，甚至都来不及为自己的老师抱不平，而是立刻吩咐学生、仆人收拾行李，预备回国参加国会召开一事。在其看来，维新事业终于看到曙光了。

    孙中山从日本友人那边得到消息后也是大为振奋，但他并不打算就此和清政府妥协，而是对着身边剩下不多的同志振奋的说道：“清廷放开了党禁，看起来是有了开明之意，但这终究不过是满人的权宜之际，只要满人不下台，他们随时就能把权力收回去。

    所以我们要借助清廷召开国会的时机，光明正大的在国内发展革命的力量，在国会上揭穿满人的阴谋，壮大我们兴中会在国内的力量，以为下一次革命创造机会。”

    有同志向其说道，“如今国内倾向于革命的地方莫过于武汉，且杨衢云等同志现在也在那边，或者我们应当和劳工党联合，劝说他们和我们一起推翻满清。有了劳工党的支持，再加上俄人正进逼北京，推翻满清应当是振臂一呼的事情了。”

    不过与会的日本人却不同意了，他们认为现在不是推翻满清的时机，在俄国人进攻北京的时候打出推翻满清的旗帜只会让俄国人得利。他们也不认同和劳工党联合，因为劳工党现在的实力太强，兴中会跑过去只会被其吞并。

    偷偷潜回东京并提供了资金和住处给孙中山的内田良平，向在场的中国人建议道：“现在不如先在东京联络各革命团体，然后兴中会以各革命团体的盟主身份回国，这样就可以壮大革命党人的声势，而不至于为劳工党所压倒了…”

    第291章 萌芽

    明代，于铜罐镇一带设水驿站，名铜罐驿。此地同鱼洞、木洞并称重庆三大水驿站，是成都、云南、贵州通往重庆的必经之路，因此也被称之为川东第一大镇。

    应该来说，铜罐驿镇的人见惯了往来的南北客商，一般的西洋镜是很难引起镇民们的兴趣的，但是在1905年5月27日这天清晨，镇上的人却都围在了冬笋坝上，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当太阳高高升起时，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呼道：“来了，来了，我看到冒烟了…”

    人群一时轰动了起来，很快远处一个黑点朝着他们不断压来，渐渐的长出了一个钢铁头颅，身后则拖着长长的身子，宛若一条巨龙一般出现了。听着远处鸣叫的汽笛声，围观的人群一时大气也不敢出，只觉得这东西太过神奇了。

    詹天佑下车时受到了群众极热烈的欢迎，虽然此地的车站只有一个竹木棚子，可是群众们即便是站在了铁路线两侧的山坡和田地里也在欢迎着他们，这人詹天佑很是感动的对身边的人说道：“谁说四川民众不喜欢洋玩意，他们只是不喜欢有害的洋玩意么。这条铁路要是没有四川人民的支持，我们怎么能修的这么快…”

    刚回国不久的铁路工程师胡栋朝深以为然，重庆工农兵委员会劳动委员杨庶堪也出声响应道：“我们川人也非愚昧之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呢？那些洋人带来的东西究竟是好是坏，我们还是能够分辨的出的。说我们川人排外，就是一派胡言，难道让四川遍布鸦片，让教徒凌驾于普通民众和中国官吏之上才叫开明吗？这种开明不如不要。”

    詹天佑虽然在政治上表现的比较淡泊，但此时他倒也认同了杨庶堪的主张，虽然他是主张建设要压倒政治斗争的，但今次这条铁路的建设经历也让他不得不承认，没有政治上的胜利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去搞建设。

    假如按照大清官场的搞法，估计这条铁路应该还在筹备当中，不把这条铁路的利益分配的明明白白，估计是动不了工的。毕竟在大清的官场，做不做的成事不重要，懂不懂事才重要，少你一个做事大清垮不了，可你要是不懂事坏了规矩，岂不是让大家难办了么。

    但是在工农兵委员会的领导下，虽然连詹天佑都觉得这种另起一套的举动确实有造反的意思，可是这委员会确实能办事啊。对于劳工党来说，不革命、不办事的人就滚蛋，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要是不服气那么就拿起武器来反抗好了。

    假如说，一开始在列强和朝廷的围攻下，劳工党对地方上的绅士们还有所优待，虽然工农兵委员会掌握了地方权力，可并没有直接取消地方官府的权力，比如断案和收税权还是归地方官府处理的，工农兵委员会不过是派人进行监督而已。

    等到武汉击退毅军，列强开始退让之后，劳工党对地方上的控制就开始加强了。哪怕是四川这里，三月武汉船只能开到重庆后，也开始进一步加强工农兵委员会对地方上的控制，对于那些不愿意和劳工党合作，或是反对工农兵委员会决策的地方士绅，都采取了打压姿态。

    这种打压的标准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由劳工党划出一条线，然后便以此线进行分辨地方上的士绅是否能合作。在四川，总的原则就是要不要共和、要不要经济发展。仔细一点就是要不要召开国会，要不要抵抗列强入侵，要不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不要搞经济建设，要不要打击鸦片种植和贩卖。

    在这样一条红线下，那些试图打着支持工农兵委员会但依旧保持地方传统的士绅和试图天下大乱出人头地的会党首领，都遭到了工农兵委员会的强力镇压。只不过四川地区比较封闭，所以没有如南阳、信阳地区的肃反运动搞得那么的轰轰烈烈。

    当然，这种镇压行动也是遭到了一些四川地方乡绅和会党的反对的。虽然这些反对工农兵委员会镇压的乡绅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也对那些被镇压的劣绅表达过不满，平日也有过冲突，但是并不碍于他们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认为工农兵委员会在镇压劣绅的过程中搞了扩大化，这显然是坏了规矩的。

    詹天佑虽然从小出洋，在国内生活的时间未必有在国外长，但他也知道这些乡绅口中所谓的规矩其实是上不得台面的。一言以蔽之，这些乡绅其实倒也不反对委员会正法几个劣绅，但他们所希望的正法是帮助士绅阶层剔除几个坏蛋，而不是把整个士绅的特权都给废除了。他们挂在口边的规矩其实就是一句话，“今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詹天佑其实对于这种腔调是反感的，虽然美国人搞财阀治国也未必好，但财阀至少还能搞搞建设，而这些乡绅们除了压榨农民之外，几乎对任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制度都是反对的。他们挂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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