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殖民历史留下的经验教训。只不过他们刚刚试了一次,发现清政府这个老朋友似乎无力消灭武汉这个新政权,而列强内部的纷争也让他们难以合力出兵镇压武汉,这才希望武汉能够成为一位新朋友。
可不管是列强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就是不能试图修改列强制定下的规则,对于英国来说,就是不能挑战大英帝国所建立的全球或地区秩序。这就是英国人愿意向工农兵委员会或其中一部分展示自己善意的前提。
不过在谈判开始之后,英国人就发现,不管是主张立宪的士绅或是主张共和的知识分子,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牵制劳工党。这不仅仅在于劳工党手中拥有武装力量和一个较为完善的工业部门,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向英国人承诺的部分都不能公开。
劳工党拒绝任何秘密协议,主张除了商业之外的协议都应当让民众知晓,商业协议中含有政治条款的也必须公开。这一主张固然让英国人对劳工党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放心了不少,但也发觉他们所拉拢的士绅和知识分子,没法一边和他们合作一边又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了。
假如没有劳工党在一旁极力反对各国在华的特殊利益,那么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在民众中还是有号召力的,但这种号召力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他们过去在地方上积累的声望。
可是现在在民众面前发表的政治理念,劳工党更加激进的主张就压倒了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打破了沉默之后,民众对于各种温和理念都觉得是一种守旧主义。因此在1月9日之前,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还能在民众中获得一些支持,但是随着谈判的正式开启,他们的声望就一落千丈了。
因为民众不能接受,这些人提出的恢复列强在湖广地区的政治及经济特权,以获得英国及其他列强对委员会的承认的主张。这和劳工党所主张的,即刻废除各国在华政治上的特权,并逐步废除经济上的特权,实在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湖北、湖南及其他地区的民众之所以支持工农兵委员会,因为他们对于洋人不遵守大清法律并常常干涉大清律法而感到不满,再加上洋人的商业不断入侵内地,使得大量的民众失去了生计,比如轮船的兴起让长江木船运输业遭到了重创,洋油、洋钉的输入又让乡村的土榨油坊和小铁匠铺失去了大量顾客,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自然就形成了会党和盗匪遍地的局面。
假如不能取消洋人在政治上的特权,不能抵挡洋人在经济上的入侵,那么大家为什么还要期待来一场革命呢?这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过去积累的声望,在这种民众思潮面前就迅速的垮台了。过去在民众眼中的大善人和道德家,现在也不过是洋人的新奴才。
劳工党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虽然遭到了英国和各国一部分帝国主义分子的敌视,也令德国、美国资本家忧心忡忡,但却稳固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基本盘。此前发动起义时,在广大的民众眼中,劳工党和那些革命党其实也没啥区别,只不过力量更强大一些罢了。
但是随着劳工党在政治上的理念逐渐变成法令实施下来之后,劳工党和其他革命团体、和康梁维新派、和地方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就被区分开来了。民众,特别是湖北的民众,只要一提到工农兵委员会,就先想到了劳工党,而不是其他人。
当然,在这样急剧变化的湖北政局中,劳工党内部也并不是一潭死水。事实上,在起义成功之后,党内的工人党员急剧扩大,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在党内的声音就日趋响亮了起来。这使得劳工党内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论战,一度影响到了和德国、美国的商业合作。
从咸宁返回汉口之后,田均一和唐才常、秦力山等劳工党中央委员商议之后,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对当前的某些思想进行澄清及批判。
2月15日,200多位各地方党支部代表来到了汉口公园边上的师范学校礼堂内召开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田均一和秦力山分别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违背了劳动创造财富及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规律。
大会从早上九点一直开到了晚上九点,虽然是开会,但实质上就是田均一和秦力山同各党员进行辩论,因为在当前的党内,其实只有他们两人的思想更加的接近科学社会主义,唐才常虽然在党内外威望甚高,也支持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了解真的不多,他只是判定这一理论比煤铁主义、军国主义、共和主义、制宪主义更进步,更能挽救时局而已。
在此次的辩论中,田均一和秦力山也是受益良多,因为在批判各位党员千奇百怪的想法中,他们倒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层。
比如,有工人党员质疑当前的工厂分配制度,他说:“既然社会主义主张劳动创造财富,也要按照劳动来分配财富,那么工厂为什么还要保留利润?这些利润难道不是对劳动者劳动的剥削吗?为什么不能取消利润,把它们分给工厂工人?”
这个问题引起了全场的哗然。非工人党员认为这位工人党员过于自私自利,完全不顾当前国家的现实状况;一部分工人党员支持利润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但不主张,至少现阶段不主张取消利润;一部分农民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对这位工人党员的主张表示理解。
中央委员们也是一片窃窃私语,虽然他们对这位工人党员提出的看法不满,但是在心里又觉得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似乎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田均一倒是镇静的很,这个问题他当初也请教过林信义,因为他也觉得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厂就不应该有利润,这显然是国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
他起身对着这位开始有些惶恐的党员诚恳的说道:“这位同志,你提出的问题很好,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我觉得我要纠正一下你的几个错误观点。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按照需要来分配社会财富,为什么要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劳动,因为有一部分丧失了社会劳动能力的人不能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而想要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其他标准来分配社会财富,就必须要达到社会生产力极大丰富的阶段,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资就同水和空气一样普及,劳动本身就成为了一种人的需求,而不是为了交换而劳动。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已经不需要存在了。
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人类历史阶段上的国家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就是一个分配社会财富的机制,当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掌握了这一国家机器,就能把劳动者的财富装入自己的口袋,以供自己享受,这才是剥削。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各工厂、农庄、各劳动者征收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主要是用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和用来构筑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劳动者的教育、福利、公共卫生等,这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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