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看过了万湖会议，实际上也就了解了总体战的本质是什么，而人民战争的理论实际上和总体战的组织方式是没什么区别的，只不过人民战争的理论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而总体战的目标是禁止普通人对于战争的联想，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国家而已。

    人民战争的模式一旦开启，也就意味着经济建设被打断，整个社会都要为战争进行服务，这就是田均一等中央委员不愿一开始就使用这样战争模式的原因。虽然袁世凯的北洋团体在私下扩充了军队，但武汉劳工党并不感到畏惧。

    劳工党不感到畏惧的原因是，武汉六个师至少有三个完成了骡马化，机动能力和作战延续能力是北洋一个师的三倍，且武汉军事委员会对各师已经完成了无线电通信的技术布置，也就是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可以把指令直接以无线电的形式发给各师，而不必使用有线电报。

    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虽然在1905年就开始建立无线电训练班，但主要用于陆地和海上军舰的联系，因为北洋没有无线电技术储备，只能从外国引进，早期的无线电设备太过笨重只能装在军舰上。而武汉和西门子合作之后，在电讯事业上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1912年已经开始试验野外移动的无线电通讯设备，1914年民用城市广播系统都已经商业化了。

    因此，北洋的军队一旦离开驻地，北京想要得到消息得等北洋军队停下来用有线电报通知自己，在军队移动的过程中，北京很难掌握住军队的动向，这也是北洋一师师长的地位要高于国防部官员的根本原因，因为师长对于部队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几乎没人能干涉他的指挥权。

    欧洲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就是加强了直属军部的参谋军官的指挥权，从而保持了对于军队的控制力，而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军部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就进一步加强了。袁世凯在担任国务会议主席后就打算建立参谋体系，但是遭到了北洋各师将领的反对，至于无线电技术则又因为太贵难以普及，这就使得1914年的北洋团体和1907年的北洋团体几乎没啥变化，袁世凯和北洋各军头共治，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集权系统。

    反观武汉这边，红军体系已经完全取代了前清的新军和革命军，劳工党、军事委员会、军政大学，将红军构建成了一支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人民武装，原先的军官阶层已经失去了干涉政治的能力。

    清末新军的政治化，实质上就是军官阶层的政治化，而这种政治化又来源于建军思想的混乱。当满清试图按照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常备军，然后又公然表示大清和中国势不两立后，新军反清也就是必然的趋势了。既然朝廷不能统一大清和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那么军队就自然会选择自己想要保卫的目标。

    而在武汉这边，劳工党已经很明确的指出，军队保卫的是工农联盟的利益，那么军官阶层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影响力。红军实施的是义务兵役制，前清那种脱离社会的职业军队可以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是对实施义务兵役制的红军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保卫自身阶级利益的建军理念。

    因此现在的军事委员会是不大瞧得起北洋军的战斗力的，六七年前北洋军还能以训练和军备压武汉新军一头，但在组织上已经落后于武汉新军，那么现在的北洋军在训练和军备都不能让军事委员会瞧得上了，毕竟北洋军上层还在搞扩军战术和迷信先进武器，而军事委员会已经开始研究体系作战了。

    军事委员会最多也就是称赞一声北洋的兵员不错，但是在其他方面都只能摇头，他们看待北洋军就如同英国人看待大清的军队一样，一群能够使用先进武器的民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战能力，用来作为辅助兵种倒是够格的。

    军事委员会之所以会如此评价北洋军，是因为他们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国军队组织的水准，工业国和农业国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在于武器，而在于组织和作战理念上。前清军队的作战理念是胜利后可以抢劫一把，北洋军稍稍进步一些，胜利后可以夺取一块地盘收税，所以这些旧式军队可以出一些悍匪，但是指望整支军队去完成作战规划，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支持他们作战的动力在于战后的及时回馈，没有这个回馈就不可能让他们继续下去。

    所以旧式军队在打顺风仗时能发挥八九成的战斗力，但是到了下风时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状况。北洋军在对俄战争中的表现就是如此，和俄国人打仗几乎不可能获得什么胜利品，所以北洋军攻，攻不动，守，守不住。只有在武汉军队作为核心的战役中，北洋军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武汉军队之所以能够比北洋军更加顽强，一方面是建军思想的明确，另一方面就是劳工党对军队做出的完善保障，确保了士兵伤残或死亡都能得到妥善的后事安置。所以武汉军队在作战时也就目标明确了，完成作战目标取得胜利，然后回家过日子。

    双方军队的实力差距，在军事委员会看来是极为明显的，自然就不会害怕北洋搞什么扩军，就算是真的玩扩军，北洋也是不如武汉的，因为武汉是征兵制而北洋还是募兵制，武汉在各个国有工厂和乡村公社都有着人民武装部，这也是人民战争的动员基础，北洋和武汉比扩军，在军事委员会看来是比较可笑的。

    阻碍武汉扩军的不是组织问题、民众的意愿和物资上的不充分，而是劳工党的决心。就拿人口比例来说，劳工党控制下的人口实际上有2.5亿，北洋实际控制人口不过七八千万，全国总人口约五亿左右，劳工党实际掌握了中国一半人口，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纳入武汉经济体系中的。

    1913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约340亿马克，国民收入这个经济核算理念是林信义和德国银行家们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一经济核算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发行国债和建立信用货币体系、征税体系。

    1913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是84亿马克，占中国的近四分之一，而美国的国民收入是1400亿马克。中国财政收入约合13亿马克，不过武汉就占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这还没有包括武汉国有企业和国有农场的上交利润，这部分利润达到了26亿马克，用来支付贷款利息和再投资生产。

    仅仅从财政上来比较，武汉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已经日本政府，只不过武汉在远东战争之后一直以基础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为中心，所以军事支出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而日本不仅在陆军规模上和中国陆军接近，比武汉军队的规模大了2倍以上，还维持着一支庞大的海军，所以看起来武汉的军事实力似乎在战后并没有什么提高。

    不过在工业规模上，武汉的钢铁产量已经突破了年150万吨，武汉之外的其他地区加起来也就十五六万吨，其中现代钢铁厂几乎都在外资手中，剩下的都是土法制钢铁的小作坊。武汉治下的煤矿开采数量为1600万吨，其他地区为1200余万吨，虽然大多在北洋的地盘上，但现代化煤矿产量的一半是外资的。至于石油提炼工厂则只有武汉有，北洋压根没有这个产业。

    只要看一看武汉治下的工业发展速度，就知道英国人和日本陆军为什么要支持北洋开战了，再不开战，过几年北洋就更加没有勇气挑战武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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