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的安徽大水，北洋没有能力救援淮河下游的民众，结果被武汉以救灾的名义掌握了淮河中下游两岸，顺手把徐州也纳入了控制。在德国人交还胶澳租借地时，武汉又进一步深入鲁西南地区，最终和胶澳地区、淮河下游联成了一片。

    武汉的扩张如此之迅猛，但北洋偏偏无可奈何，因为武汉的扩张是以经济建设为先导，其次再推动社会治安改良，然后再转而控制当地行政，最终迫使北洋驻军在当地变成孤子。

    北洋和武汉的斗争，都是现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上遭遇失败，然后就失去了地方行政、司法和财政权力，虽然北洋军的力量还在，但已经没法发挥镇压地方的作用了，因为北洋没有借口动用武力，真的引发内战，北洋也必定会失败。

    这也是袁世凯积极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的原因，就算不能用来扩军，拿来建设地方至少可以延缓武汉对地方侵蚀的速度。当然，北洋并不是没钱搞建设，只不过北洋的钱都落入了各级官员手中，靳云鹏加入北洋之前不过是个两手空空的染布匠人，但是当上了第五师师长后，在家乡就成了大地主，个人家产已经突破百万大洋。

    靳云鹏这样贫寒出身的北洋将领不在少数，但就算是北洋军中最清廉的段祺瑞，其人以不蓄家私而闻名，即便如此也有十几万大洋的家产，所谓不蓄家私指的就是不在地方上购置土地。而北京巡警的月薪只有八元，这就意味着北洋的财政收入大多用来喂养这些高官了。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所以会斗起来，就因为后者的主要投资方向在土地上，而前者已经从土地投资转向了现代企业，所以周自齐觉得可以和劳工党合作，毕竟在劳工党的强势下，继续当地主显然是没啥前途的，倒不如早点转型现代工业。

    可是没有出国留学经验的靳云鹏玩不来现代工业，他只知道投资土地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所以自然不肯和劳工党合作，而是要坚决对抗下去。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孤例，事实上在四国银行团贷款下来之后，北洋内部的文官和军头已经开始撕破脸了。

    文官们试图把钱放在建设上，从而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工业体系，以对抗武汉的工业扩张，顺便和列强的工业体系配合起来，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列强的工业体系内，从而获得列强的保护。军头们则试图把这些钱用来扩军，实际上是为了掌握这些金钱的支配方式，虽然段、冯等军头表示扩军后要和武汉决一胜负，但下面的军官们大多没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觉得打不过。

    张绍曾就曾经向上司曹锟吐槽，“段总长说要练兵和武汉决一胜负，但是段总长总说我们北洋和日军差距甚远，能够达到日军一半的战力就算优等部队了。可日本顾问却认为，武汉军队和日军大致五五分，在满洲地区日军或者占有优势，在中原地区则武汉军队占有优势。段总长对日本人不敢轻视，却觉得北洋能够胜过武汉，这不是自欺欺人么？”

    张绍曾的看法代表了一大批北洋中坚军官的立场，他们不主张和武汉搞什么决战，而主张维护共和体制，大家在国会里决定中国的前途。试图和武汉搞决战的，大多是北洋上层，他们都有着大量的土地，所以不甘心向武汉认输。

    这些北洋团体内的大地主的利益代表，自然就引发了代表工商者利益的文官们的反感，他们同四国银行团谈下这样大数额的贷款，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官政府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体现在对贷款的支配上，现在军头们要拿走贷款的支配权，他们自然是不乐意的。

    周自齐在劳工党和山东省政府联合提出了山东电力网、公路网建设及山东土地改革办法后，终于还是和靳云鹏摊牌了。在督军府内，周自齐向靳云鹏坦诚的说道：“从山东各界对山东省政府公布的国民经济建设规划的反应来看，我们不支持山东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路线，显然是要失去山东的民心的…”

    但是靳云鹏依然顽固的表示，“南方人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我们退一步，他们只会进两步。我山东乃是孔孟之乡，父老们怎么会跟着这些南方人瞎胡闹。什么土地改革，不就是强抢么？良善乡绅的家产也是辛苦所得，不能他们一句话就被夺了去。

    所谓分地给穷苦人，这种鬼话我是不信的，湖北、河南那边，分出的土地最后不是又被公社收了回去。就连南方的民党都说，武汉的土地改革是把百姓变成了国家的奴隶，然后让国家变成了劳工党的私产，压根就没有民主可言。

    我是绝不会和这些禽兽妥协的，而且山东的父老们也不会毫无廉耻的投向这些南方人。办工厂不是不行，但不能和南方人合办，更不能赞成什么土地改革的乱政，否则山东才会真正动乱。我们现在要严防死守劳工党越界，要求省政府迁回济南来…”

    周自齐难以说服靳云鹏，而没有北洋军队的支持，下面的乡绅也不会鸟他这个督军，他自觉的向北京提出了辞呈，表示自己才疏德薄，无力担任山东督军一职。

    袁世凯虽然知道这不是周自齐的问题，但是面对军队给与自己的压力，他也不得不把周自齐调动到北京来，而委任了靳云鹏为山东督军。

    靳云鹏担任山东督军一职，代表着北洋内部的和平派开始失势，武力派开始逐渐掌握北洋团体的领导权，袁世凯对于北洋这条船也有些失去控制力了。而劳工党在林信义的推动下，也从和平竞争转向了武力保卫土地改革的路线。

    本章完

    第784章

    城市建设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交通方式的变革需要，19世纪最伟大的短途交通工具的发明自然非自行车莫属。自1890年自行车完成真正实用化和工业化制造后，自行车就从上流社会的玩物变成了工薪阶层的出行工具。

    1904年英国一辆普通自行车价值4.5英镑，出口到上海则售价为150大洋，差不多等于15英镑，也就是300%的利润。汉口自行车厂是1904年从德国引入的技术成立的，虽然当时大部分零部件是从德国进口，汉口只是一个装配厂而已，但是廉价的人工和流水线的发明，使得德国人开始把汉口产的自行车整车向亚洲地区销售，甚至还运回了欧洲。

    1911年汉口自行车厂已经达到了年产100万辆，零部件完全国产化，只是进口了部分钢材，整车的成本被压缩到了25大洋，在欧洲市场上中国自行车的价格不超过70马克，而欧洲自行车的普遍价格是80-90马克。

    自行车的成功是德国资本看好中德贸易的一大范例，过去欧洲人把东方国家视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贵金属，这一点在英法美等国的对外贸易上最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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