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南方乱党的根本区别。为什么他们需要忠义，因为除了旧时代的道德水准外，这些北洋将领压根就拿不出有号召能力的政治理念。

    即便是袁世凯也只能喊一喊保家卫国，但是在辛丑事变中，袁世凯已经丢掉了这个北洋创建时的精神旗帜，只剩下了拿饷卖命的淮军传统。于是在辛丑事变后，北洋就彻底失去了朝气，开始变得暮气沉沉，袁世凯当初在小站练兵时大言不惭的说，练兵是为了日后报甲午之仇，这个话语也随着辛丑事变中的局外中立而破产。

    当袁世凯和武汉联手迫使清帝退位，北洋军实际上连拿饷卖命这一条都靠不住了，因为拿了大清军饷的北洋军出卖了清室，以此类推，那么拿了袁大人饷的士兵还有没有必要为袁大人卖命呢？北洋军的内部共识已经完全分裂，大家都很清楚，自己效忠袁世凯就是为了钱和权，其他都是狗屁。

    不过越是如此，这些北洋将领越是担心下面的人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在道德层面上和袁世凯划了一条线，把精神上的效忠对象放在了退位的光绪帝身上，虽然过去他们就没有为光绪帝的自由出过一点力，但并不妨碍他们现在表现对光绪帝的敬爱之心。

    袁世凯对于这个情况也是持默认的，他压根不担心光绪帝身边的人会煽动自己这些部下搞什么复辟，因为有着武汉这个最大的敌人在边上看着，北洋就没有人敢自己找死的，现在武汉之所以不搞北伐不是实力不足，而是没有出兵的理由，满清复辟的话，那么武汉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说起来，袁世凯也是觉得委屈，明明武汉和北洋一样，都是靠着清政府的新军起家的，可是天下人都说他袁世凯是背主之人，而对武汉逼迫清帝退位的行为却表示了谅解，就算是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乡绅地主，咒骂武汉时也多以泥腿子当国不上台面云云，倒是没人拿吃里扒外来攻击武汉劳工党的。

    这两种不同的待遇就造成了两边政府做事遇到的阻力差别极大，武汉为了土地改革政策镇压乡绅地主，那些乡绅地主只能跑路，而北洋稍稍想要做些改良工作，北洋团体内的人就开始为乡绅地主叫屈了，最终这些土地改良政策只能不了了之。

    袁世凯原本以为，清帝退位后，国内各方势力是群雄逐鹿，北洋是较为强壮的一支势力，但现在则发觉大家压根不觉得他有资格争夺那只鹿，而是把他当成了维持局势的过渡者，等待真命天子出。如果真命天子不出，那么就算武汉都比他有资格掌握这个国家，因为武汉至少能够保全国家。

    所以，袁世凯虽然当了五年的国家元首，但是发觉自己能够管得到的地方也就北京城而已，离开北京之后的地方就没人听他的了，权力并不比百日维新前的光绪帝大多少，到处都是抓着他胳膊和腿脚的无形绳索，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就办成了一两件细微之事。

    作为北洋领袖的袁世凯尚且觉得做事艰难，作为山东督军的周自齐也同样快干不下去了。鸦片战争后山东烟台是最先开发的一批口岸，因此现代工业进入山东的时间不能算晚，不过欧洲人在烟台搞的都是农产品加工厂，所以对提升山东的工业水平几乎没啥贡献。

    洋务运动开始，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批准，在省城创设了一个中型的军事工业—山东机器局。接着又在

    峄县设立山东中兴矿局，在淄川开发铅矿、煤矿，算是真正开启了山东的工业建设，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山东的产业工人也就五千人上下，且因为经营不善都在亏本中。

    德国人强租胶澳，开办潍县坊子煤矿，一次雇用华工三千人。接着，又在张店驿车站附近建黉山煤矿，雇用华工三千五百人。在青岛的四方和济南的大槐树建立起规模较大的铁路机车工厂，职工都在千人以上。之后创办的一系列电灯及现代企业，总算是为山东打下了一个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不到十年里为山东增加了一万两千多产业工人。

    北洋地盘下，最适合于建立一个类似于武汉工业基地的地方就在山东，因为这里资源丰富且人口众多，还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所以周自齐作为一个留学归来的前清官僚，他一开始也是希望能够效仿美国在山东建立起北洋的工业体系的。

    只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阻碍他发展山东实业的不是德国人和武汉劳工党，反而是山东本地的乡绅和买办商人。本地的乡绅之所以支持北洋，就是希望利用北洋的力量组织德国人的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德国的工业确实带给了山东民众不少便利，但是德国的殖民体系不仅压迫了普通民众，还侵犯了地主们的权力。

    面对有可能失去对于土地的控制，山东乡绅们自然反对一切现代化的工业建设，铁路、电线和工厂都打破了乡绅地主在乡村的权威唯一性，自然是败坏了人心的西洋巫术。义和团的发源地，其实就是在山东，只不过被袁世凯军队驱赶到了河北，才掀起了华北地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不过袁世凯之所以反对义和团，不是因为他知道义和团愚昧无知，而是认为不能因为义和团激怒列强，毕竟国家压根打不过列强中的前几位，更别提是把所有列强都视为敌人。

    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当袁世凯需要获得山东乡绅地主支持的时候，自然又会站在维护地方乡绅的立场上反对德国在山东的工业建设。光是胶济铁路的建设，双方就斗了几个回合。

    只是，袁世凯自己可以反复横跳，在工业化和反工业化的问题上不断改变立场，但是他下面的那些水平不高的将领们就没有这个能力了，这些人在家乡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后本身利益就和乡绅趋同，而为了获得乡绅对自己的支持，他们都积极的反对任何新思想和新事物，其实就是学袁世凯发家的初始阶段。

    这样一来，北洋团体内的洋务派官僚和守旧派军头就出现了分歧，前者主张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后者则主张道德至上，宁可让百姓刀耕火种，也不能让百姓被西洋玩意坏了人心。

    周自齐和靳云鹏之间的冲突就在于，周自齐主张可以和劳工党方面合作推动山东工业的建设，甚至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也可以妥协，而靳云鹏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武汉劳工党就是北洋的敌人，他们怎么能够和北洋的敌人合作，且土地改革得罪乡绅，也会令北洋失去山东地方的支持。

    北洋在山东的势力主要在济南、青州，也就是山东半岛的北部地区，而劳工党则接收了原德国人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及山东半岛南部。不过和德国人不同，劳工党的陇海铁路建设，使得青岛地区获得了来自河南内陆的支援，徐州-峄县-日照-青岛一线，被劳工党打通，北洋和东南地区的联系其实已经相当薄弱了，只是依赖于新建立的津浦铁路维持而已。

    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就在于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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