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想要保住自己的名誉,也是为了保住他所制定的明治宪法。所以再三权衡利益之后,伊藤终于向林信义说道:“如果我们选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中国方面和朝鲜独立分子真的会和我们谈判?他们会不会以和平谈判的名义,继续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最终等待有利时机继续撕毁和平条约同我们开战?”
林信义思考了一下后回道:“所以我之前就说过,想要让朝鲜人放下武器,最好的办法不是屠杀,而是给他们一个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国家独立的渠道。你把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朝鲜人当然只能选择拿起武器发言。
至于中国方面,朝鲜半岛不过是作为满洲的屏障,他们对于朝鲜半岛其实并没有多少欲望,要不然日清战争中,中国人也不会轻易的放弃朝鲜。现在的问题是,陆军采用的武力征服朝鲜方针,已经威胁到了中国对于满洲的建设安全,为了确保满洲的建设不被打断,支持朝鲜独立不是代价最小的方式吗?
所以,日中之间的和平,取决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究竟有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而互信的基础又来自于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和中国要是都不认为两国有共同利益,那么互信戒备就是极为正常的做法。
鉴于日中朝三民族当前互不信任的局面,划分三个民族的利益范围就是必然的。中国想要确保满州的安全,朝鲜想要获得独立,那么日本想要的是什么?到底是朝鲜和满洲的资源和市场,还是对朝鲜人的统治权力?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想要什么,那么朝鲜问题就没法和平解决。
至于中朝是否会借助谈判的名义扩张实际的控制区域,最终等待有利时机撕毁和平协议,我认为这正是三方各自利益界线没有确定的情况,而不是中朝搞什么阴谋诡计。条约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遵守条约比不遵守条约对大家更有利,而不是契约精神。”
伊藤博文听了之后沉默半响,又向其问道:“那么以你看来,如果帝国动用武力的话,能不能把朝鲜东北部恢复到事件之前的状态?又或者,中国和我国全面开战的风险有多高?”
林信义仔细思考了半天,认为伊藤只是想要做个参考而已,并不会完全听从自己的意见,毕竟现代军事已经和倒幕时期大不相同,就算是山县这种在国外留学过的倒幕精英,在甲午战争中也失去了对于战争的洞察力。
伊藤博文在外交上固然要比其他人出色,但他终究还是倒幕时期的精英,这数十年来军事科技的变化早就把他那点军事经验给淘汰了。事实上,即便是引领世界军事科技的欧洲各国军队,在今后几年内爆发的一战中,那些将领们也犯了无数错误,而这些错误大多是因为他们陈旧的知识和过去的军事经验导致的。
因此伊藤现在询问他,应该是确实把握不住战争扩大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所以才会提到这个问题,以用来和陆军的判断做个对照。
想明白了这一点后,林信义谨慎的向伊藤博文汇报道:“现代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应当是交通。谁能在短时间内集结起大量的军队,谁能运上更多的炮弹到前线,那么胜利几乎就明确了。
在朝鲜战事上,优势其实还在于我们,因为我们有制海权,而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因此只要我们控制了朝鲜周边的海域,那么我们就等于掌握了最快捷且廉价的运输方式。
在控制了海洋的优势下,朝鲜半岛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沿海平原地区,基本都被我国所掌握。在没有切断海上运输路线之前,朝鲜和我们的对抗,实际上就等于是物资上的对耗。
朝鲜作为一个农业国,是不可能和我们展开这种物资上的对耗的,所以最终和我们对耗的物资必然是中国运输而来。不过,整个华北地区几乎没有重工业,所以中国能够提供军事物资的来源,要么是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要么就是从国外进口。
作为一个需要发展的农业国,中国应当也不乐意和我国交恶,这将会令中国在对外贸易上付出巨大代价。所以,只要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还存在,那么中国未必有帮助朝鲜完全独立的野心。而在具体的作战问题上,掌握了铁路和港口的我们,显然不是朝鲜独立军能够正面进攻的。
以上都说明了,日中关系是东亚三民族问题的根源,只要能够说服中国人接受和平,那么朝鲜人也只能接受现实,要么就是他们单打独斗去争取独立,不过,这样事情反而简单了。”
伊藤博文也觉得林信义的看法不错,他和林信义结束谈话之后,就下令让驻武汉的外交人员去和劳工党接触,提出了承认朝鲜东北地区自治,如赤塔共和国的案例,从而恢复日中和睦相处的关系。
劳工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解决办法,哪怕林枫没有就中日和平问题作出新的评价,这些中央委员也更倾向于先解决内部问题,而不是去帮助朝鲜独立。如果不是日本的野心实在太大,他们也不会支持田均一和亚洲联盟的主张。
亚洲联盟现在有中、印、俄、日、朝鲜五个主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加入,越南及南洋几个小国,虽然想要加入联盟,但是却被英国、法国和荷兰给禁止了。
一开始劳工党及党外的中国精英对于亚洲联盟并不感兴趣,虽然他们接受了印度无产者和中国劳工党的交流关系,不过这是建立在中国西藏远征军和印度东北三邦的友谊基础上的。不过在反击俄国人的时候,赤塔政权的出现,让武汉在贝加尔湖及外黑龙江地区站稳了脚跟。
正因为印、俄、日、朝鲜对于武汉革命有着减轻压力和获得帮助的能力,所以武汉才会接受亚洲联盟的存在,而且很快武汉人民就从亚洲联盟的组成中获益了,以越南为首的一些东南亚殖民国家及民族,都纷纷跑来延安,一是为吸取革命经验教训,二就是为了寻求劳工党的直接援助。
虽然向外援助革命有些超出了武汉的能力,但是这却极大的增强了武汉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自从满清接替大明,对外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后,中国在东南亚这种传统势力范围的话语权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在白人殖民者发动的数次屠华事件,极大的动摇了中国在东南亚土著民族严重的形象。
如果说十七十八世纪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人进行屠杀时,当地土人还对华人加以保护,那么到了19世纪,连东南亚土著都开始主动掀起了排华运动。
过去当地土人把华人视为自己人,并和华人一起反抗白人殖民者。现在东南亚土著则把华人视为了白人的帮凶,对他们进行掠夺的外人。所以,白人殖民者对于华人的打压政策,已经可以通过土人来执行,而不再需要亲自动手了。
不过随着亚洲联盟的建立,武汉在印度有力的支援了印度的民族自立运动,从而使得武汉在东南亚土著民族独立分子眼中大大的提升了形象,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和中国人的关系,一些人开始号召同胞放下对于华人的成见,要把敌对目标放在华人的地主或大商人身上,而不是仇视底层的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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