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一开始，在军中安重根主张的亚洲联盟主义只是少数派，但随着日军占领汉城后强迫韩国政府签订了日韩议定书，宣布大韩帝国为日本的保护国，感受到了亡国危机的朝鲜军队基层官兵立刻抛弃了帝国主义，开始支持安重根的中韩兄弟说。

    《第二次日韩协约》的签订，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被日本夺取后，就算是军中最为坚定的帝国主义分子李敬顺、徐相懋、李范允等，也转向了民族主义。安重根所主张的，中朝之间无间岛问题，获得了义勇军上下的认同。

    而中国的情况和另一个时空也有所不同，和清政府的全面保守战略不同，在边境问题上，清政府以无事为上策，就是只要邻国不提出主权要求，那么对于越界放牧、开垦、盗采、盗伐等问题，一律交给地方官员处理，绝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外交问题。

    正是在这种全面保守思想的指导下，俄国和韩国方面才会在造成大量的越界开垦后，提出领土争议。俄国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说这片土地是你们的，那么我们开垦了这么多年，你们也没有提出过正式的抗议，只是让地方官员进行驱赶，这就说明你们的政府并不认为这是本国的领地，土地归属当然就存在了争议。

    所以，在清政府时期，在边境争端上，中国一直都很被动，因为中央政府不想惹事，又要求地方官员保护领土不被侵占，所以边境官员实际上是动辄得咎，强硬不行，软弱也不行，上面没人负责，自己又解决不了，毕竟俄国人是有着一整个国家作为后盾在推行的边境前进政策，而中国方面则是地方官员的自行交涉。

    于是在中国的陆上边境，处处都是问题，人家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清政府这边则是四处救火，救不了就只好割让土地。等待满清退位，民国在边境问题上就由武汉来主导了，武汉对边境问题的主张是，保住交通便利地区的进攻势头，在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则坚持主张，但压制冲突，以防止吃亏。

    在这样的思路下，中东铁路的两端，武汉都设立了重兵，赤塔共和国和中国方面签署了边境备忘录后，武汉才开始缓和中俄边境上的军备，但是在滨海地区，中日双方的对峙，其实是不断升级的。

    在这场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军虽然愿意退出满洲，但一度认为乌苏里江以东应当由日军占领，毕竟这一地区和朝鲜北部相连，且背靠日本海，所以日军认为自己在这一地区是占有优势的。

    不过在原俄国滨海边疆区的南部，实际上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居多，而铁路沿线的各城镇则大多为俄人和中国人。也就是说，俄滨海边疆区人口最多的是中国人，其次是俄人和朝鲜人，日本人只有几百商人在这一地区，根本无力协助日军管理该地区。

    意识到日军有强占滨海边疆区的想法，该地区的朝鲜人和俄人最终都投向了中国政府，于是日军很快就发现，想要维持对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军事占领，其费用不比战时低多少。因为俄人和朝鲜人武装在该地区对日军的袭击，加上中国方面和赤塔共和国达成协议，进一步加强绥芬河一带的兵力，最终日方还是在谈判中做出了让步，在控制了海参崴到伯力的铁路线后，接受共同管理，以待日后该地区民众的公投，而中国也顺势拿走了中东铁路以南，图们江以北的土地，日本则独自占有了海参崴地区。

    在陆军看来，这一方案简直是文官政府对于军队的背叛，他们在战场上流了这么多血，可结果得到最大好处的却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从滨海边疆区割走的土地，打通了一个通往日本海的通道，这显然和独占日本海的军方战略是相违背的，且这片领土把朝鲜北部和海参崴的陆上通道给切断了，这让陆军觉得自己在大陆上的国防圈被破坏了。

    所以，陆军驻朝鲜司令部一直想要推翻谈判结果，认为应当把图们江和乌苏里江作为日本和中国的分界线，将中国人从日本海的边缘驱逐出去，从而形成以日本列岛为核心，东北亚大陆边缘作为国防绝对防御圈，从而保证日本列岛的绝对安全。

    所以，这一次在间岛挑起日中冲突，可谓是陆军上下同心，同时也是沿着日本列岛绝对防御圈的思想设定的方案，而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正是长州派的后起之秀-田中义一。

    不过田中义一也清楚，当前不是日中全面开战的时机，所以他在计划中也特别强调不得对图们江和中东铁路之间的滨海南部地区发起进攻，虽然这一地区同样是朝鲜反日势力的根据地，但是在日中谈判中，日本已经承认该地区为中国领土，因此向这一区域进攻就会变成入侵事件。

    选择间岛挑起日中冲突，除了间岛归属在日中之间没有定论外，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冲突是为了应对日本国内政治各方对陆军施加的压力，不是为了把日本拖入新的战争，所以需要限制冲突的上限。当然，作为一名日本人，认为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境问题没有得到日本的确认就属于争议，这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思考方式。

    而日方动用了一个大队加上几百名警察越过图们江进入间岛地区抓捕抗日分子的时候，安重根此时正在吉林，和吉林工农兵委员会的负责人讨论将吉长铁路向东延伸到图们江的铁路建设计划。

    从印度归来之后，安重根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接受了林信义给他灌输的思想，殖民地人民想要反抗宗主国获得独立，实际上依赖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在经济上拖垮宗主国的财政，从而引起宗主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林信义主张，农业国是没办法和一个工业国展开正面对抗的，特别是一个基本建立了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家，双方如果展开正面对决，那么农业国在经济上和人力上都将处于劣势，当大量的青壮战死后，农业经济就会崩溃，从而只能接受工业国的殖民统治。

    所以，殖民地反抗宗主国，一个是通过破坏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能力，使其在殖民地的投入大于其掠夺的财富，从而使得宗主国内部出现反对殖民的舆论；另一个就是要发展殖民地的工业力量，尽可能的缩短和宗主国之间的工业力量差距。

    这是林信义用以指导印度民族对抗大英帝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思想，把这一思想用在朝鲜对日本的抗争上其实也一样是成立的。只不过日本距离朝鲜半岛的距离和日本人口对朝鲜半岛的优势，不能把安重根在印度的经历照搬，所以他很快就彻底的转向了亚洲联盟主义，只有在这一联盟主义下，中国才能变为朝鲜独立斗争的大后方。

    武汉在对俄作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也进一步坚定了安重根对亚洲联盟主义的信心，因为他当初前往武汉的时候，武汉也只是满清治下的一个南方经济重镇，以田均一为首的劳工党在当地才刚刚推动工业城市的建设，但是等他从印度返回时，武汉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后勤基地，凭借着武汉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仅打垮了满清王朝，还把俄国这样的强大帝国主义从满洲驱逐了出去。

    因此安重根在听到了日韩保护协议后，并没有如那些民族主义者那么的愤怒，整天想着扩军和日本人交战，然后恢复朝鲜三千里家园。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究竟朝鲜什么地方才是朝鲜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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