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平等自然会带来经济上的压迫，日本人在本地从事任何行业都获得了军队和法律的保护，本地人除了让出生计外并无其他出路可走。

    于是在满清治下还怀念大明的台湾人，在日本人统治了几年后就全面转向了中国大一统思想，认为满清也是中国的合法王朝，因此台湾还是应当回归中国。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就在于台湾人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已经失去了自我，除了我们日本之外，他们不能再有我们台湾的意识，而日本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日本人，就和琉球人一样，不过是被强迫改名的外人。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台湾人在日本比在台湾更受法律的保护，因为日本的法律主要针对罪犯，而台湾的法律主要针对具有台湾和中国意识的反抗分子。所以台湾人在台湾天然就是法律针对的群体，到了日本反而还有了被法律保护的权利。

    相比之下，海军代为管理的棉兰老岛反而是最为和睦的海外殖民地，因为海军几乎没怎么管理，在地方上承认了当地族群的自治权，在经济上选择了和华人合作，海军在棉兰老岛做的事情就是修路、建设港口和调解族群纠纷，此外就是和各自治村落合作开发建设橡胶园和油棕园，在这种宽松的管理下，棉兰老岛反而从一个极力反对外来者的动乱地区变成了能够和外来者和平共处的地区。

    可以说，棉兰老岛是日本投入资源最少，但秩序却较好的海外殖民地，仅次于被日本吞并了几百年的琉球群岛，琉球处分虽然是维新政府做出的，但萨摩藩控制琉球却在明末，所以当维新政府下达琉球处分时，琉球岛上几乎没什么动荡，因为琉球人已经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无非是那些作为门面的琉球精英感到了不满，但是他们此时想要反抗已经得不到下层民众的支持了。

    但是很显然，琉球的征服难以复制，因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别说一百年，就是十年都可能出现巨大的国际秩序的变更，所以想要学习英国的殖民扩张来壮大日本的实力，其实已经是一条绝路。因此林信义提出的，承认朝鲜民族的独立权力，只是暂时统治朝鲜，才是最有可能获得稳定统治朝鲜的方案。

    伊藤博文对于这一方案有所担忧的地方，就是难以让军部和国民中的大日本主义者接受，因为他们想要的显然不是一段时间内的统治权。对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只是为了获得一段时间内的统治权，那么日本人现在在朝鲜置办的产业日后该怎么办？朝鲜人独立后难道还会容许我们继续保留这些土地和矿产吗？”

    对于伊藤博文的担忧，林信义实在没法产生共鸣，强占来的土地和固定资产，在离开时当然不可能保留下来，但是朝鲜的独立难道是日本给与的恩赐吗？是因为没法继续统治下去了，日本才会不得不承认朝鲜的独立，所以朝鲜人收回土地和固定资产，本就是理所应当的。

    伊藤博文的这种担忧，就和那些满清遗老鼓吹民国继承了大清的遗产一样可笑，好像满清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满人自己主动交出了政权，失败的外来征服者能够保留生命和私有财产就已经是本地民族最大的仁慈，哪里还有什么大清的遗产呢？

    没法和伊藤产生共情的林信义只好反问道：“从国民身上拼命搜刮来的资源，最终就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占有朝鲜的土地当地主，那么他们究竟是在掠夺朝鲜的民众，还是在压迫本国的国民？光靠种地和挖矿，能够填补国家为占领朝鲜投入的巨大资源吗？

    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所损失的政治信誉，更是难以估量。这种武力征服的殖民主义，在当前的时代，就是一种入不敷出的愚蠢之举，还令日本完全失去了国际上的形象，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一员。日本的对外关系只剩下了利益，没有了道义。”

    伊藤博文听林信义这么讲，不免有些奇怪的向他问道：“你不是曾经说过，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道义，只有永恒的利益吗？”

    林信义却反应迅速的回道：“我当时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对英国外交进行的分析，并不代表我认同这一外交立场。对于世界头等列强的大英帝国来说，确实可以只讲利益不谈道义，但大英帝国同样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协议所建立起来的条约体系，而这一体系实质上就是大英帝国的道义所在。

    各国之所以能够在条约体系下保持基本的国际秩序，就是因为英国人把自己约束在了这一体系之下，而不是超然于体系之上，所以尊重条约体系就是大英帝国在外交上的最大道义，至少各国都知道英国人确实能够遵守自己签署的条约，哪怕之后撕毁这些条约，也会找出借口而不是毫无缘由的废弃。

    正因为大英帝国基本遵守了自己签署的条约，所以当前的国际秩序才能建立在条约体系的基础上，而不是混乱无序的乱战。从这一现实的结果来看，虽然大英帝国的外交不谈道义，但实际上他们对于条约体系的维护，就是最大的道义所在，而这种道义也保证了大英帝国对于国际秩序的领导力。

    日本作为列强中最弱小的一员，既不能依靠武力对抗国际秩序，又不肯尊重自己所签署的条约，那么日本迟早会变成各国眼中的另一个俄罗斯，一个试图用武力破坏国际秩序的捣乱者。所以，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就长期来看，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利益。

    然而今天的日本外交，我看不到有人关心日本的国际形象问题，只是急功近利于短期的利益，似乎只要吃完了面前的这一餐，以后日本成为国际公敌也无所谓了。更为可笑的是，这种短期的利益甚至都没有让全体国民受益，不过是让一部分人得到了好处。

    这就是我反对对朝鲜采取强行征服的方案的根源，因为得不偿失…”

    两人的谈话到了这一地步，伊藤博文也终于理解了林信义在对外政策上的基本立场，那就是林信义和他们这些早期开国派的想法完全不同，也不认同以华夷变态为基础的东亚兴起论，林信义想要的是一种类似于欧洲条约体系在东亚的复制，即承认亚洲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亚洲主义，以此来对抗欧洲中心论。

    这一设想确实要比他们这些早期的开国派或华夷变态说的东亚合并论要更加的现实，早期的开国论其实就是认同了欧洲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其他地区只是被动的承接文明，所以想要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就需要脱亚入欧，因此需要对日本的文化、政治进行彻底的欧洲化。

    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潮在鹿鸣馆时代达到了巅峰，但却激起了国民对开国派的全面不满，也因此动摇了国民对于天皇制国家的支持，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制定宪法、召开议会变成了民权论者最为有力的武器，因为这就是外国政治最基本的东西。

    为了避免天皇制度的垮台，伊藤博文等开国派又不得不转向支持国权派，从而把激进的脱亚入欧主义者赶出了朝廷，而之后国粹主义开始风行，于是就有了以华夷变态为基础的大东亚合并主义者的诞生。但是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除了日本人之外真没有什么朝鲜人和中国人支持大东亚合并。

    中国虽然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支持大东亚主义，但他们更倾向于中日朝三国的同盟，而不是彻底变为一国，因为中国人不能接受大清皇帝居于天皇之下，在满清退位之后，支持共和的中国大东亚主义者则进一步主张要以中国为大东亚的主体，而不是日本，这就使得日本的大东亚合并论彻底失去了前路，因为日本的政治精英显然没法接受被中国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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