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断力是建立在对手的实力上的。

    比如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实力还没有超过大清时，他在朝鲜就显得杀伐果断，丝毫不拖泥带水，如果不是上层拖了他的后腿，朝鲜问题未必会闹到日中全面战争的局面。

    但是当他的对手实力远超大清时，比如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他的决断力就看不到了，东南互保其实不是一种决断，而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心态，但只要是上层精英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清如果不在了，北洋军还能存在下去吗？

    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袁世凯面对武汉的实力，心里终究还是产生了一种怯意，这种心理使得他很难押注武力解决对方，但也担心政治解决是在给对方继续成长的时间。

    所以他最终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了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发展经济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毕竟打仗终究还是需要金钱的。

    只是在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北洋团体分裂的更加厉害了。

    比如主张发展重工业的军政人员，往往都反对进行土地改革，他们只是希望在现行的税收体制下腾挪出资源来发展工业。

    而认为农业和轻工业重要的官员，则认为土地改革是必然之举，因为现在北洋军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土地集中度已经相当高了，不对地权重新加以分拆，不仅无地农民会倾向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地主也不会拿资源出来消费国内生产的劣质工业品。

    袁世凯这时才发觉，他在前清时的地位根本压不住现在的北洋团体。

    在前清时，至少他上面还有个大家都认同的朝廷，所以如果有人和他唱反调，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朝廷的名义把这个人开除出北洋团体。

    但是现在大家虽然认他是国务主席，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袁的恩赐，而是袁的权力来自于大家的支持，所以袁就不能禁止大家说话。

    这样一来，袁世凯做出决断之前就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决断会不会让一部分人对自己离心离德，这就使得他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和稀泥。

    而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又往往令各方都不满意，以至于一些人都觉得袁大帅似乎真的是老了，否则怎么能做出这么多糊涂事来。

    在经济路线上，袁世凯其实最依赖的两个幕僚就是陈壁和周学熙，一个是老友，一个是老友之子，但结果这两人又是意见相左。

    陈壁是前清时的经济官僚，他对于前清的财经政策有着诸多建树，但终究还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周学熙是西化派的代表，他主张发展工业强国，不仅仅是技术，就连制度也要学习西方。

    陈壁是君主改良主义者，他和袁世凯虽然有交情，但对于袁世凯参与了光绪退位事件是感到不满的。

    只不过面对武汉在土地政策上激进手段，他才勉强留下和袁世凯共扶危局。

    不过他在土地改革政策上的温和立场，使得武汉多次提出抗议，最终在袁世凯的妥协下，陈壁和唐才常交换了位置，陈从农林部长变为了工商部长。

    可即便是换了职位，陈壁依然认为保民生是首要之务。

    他的保民生，指的是优先农业和轻工业，先解决民众的温饱，然后再发展国家需要的重工业。

    陈壁反对用暴力剥夺地主的地权，主张采取赎买政策。不过他的主张连北洋内部都得不到支持，因为政府没钱。

    而周学熙也公然批评他的保民生主张，道：“列强对于中国虎视眈眈，没有工业，军队打仗时就得拿着长矛弓箭上阵，在马克沁机枪面前，陈大人拿什么保民生？”

    “陈大人这是指望列强给我们时间慢慢发展，等到我们能够保卫自己了，他们才来入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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