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剧，因为当地的驻军压根就没有朝这些起义部队射击，虽然他们是开了枪的，可枪口却是朝着天空的，难道是当地的驻军赞同巴拿马独立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些驻军之后并没有加入起义，而是从曼纽尔.阿马多尔手中拿走了50美元就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这是一场在法国人和美国人支持下的金元起义，拥有巴拿马运河修筑权的法国公司代表菲利普.博诺.瓦里拉和美国律师威廉.克伦威尔给曼纽尔.阿马多尔提供了大量的支援，让这位商人拿钱收买了巴拿马城驻军的指挥官和巴拿马州州长，在起义这天主动被捕。

    所以曼纽尔.阿马多尔发表的独立讲话是这样的，“昨天，我们是哥伦比亚的奴隶，今天，我们自由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兑现了他的诺言。巴拿马共和国万岁！罗斯福总统万岁！”

    三天后，美国军队就登陆了巴拿马，阻止了哥伦比亚军队进攻这里，这自然引起了哥伦比亚政府的极大愤慨，他们要求美国撤离军队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美国政府不仅立刻承认了巴拿马的独立，并立即就与巴拿马新政府展开有关运河建设的谈判。

    哥伦比亚政府试图向日本政府求援，过去三年里正是日本人保证了巴拿马地区的安宁，但是日本政府也只能表示了遗憾，因为日俄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没法继续和美国就巴拿马运河问题纠缠下去了。

    同样的，美国人虽然抓住日俄战争的机会启动了巴拿马独立运动，但也无意太过刺激日本人，毕竟在夏威夷群岛的问题上，他们已经刺激过日本人一次了。

    而在巴拿马运河没有完成之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太过薄弱，难以对抗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再加上加州的日本移民问题及今年4月份的旧金山地震，哪怕日俄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人也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日本人真的发了神经的话，他们还真没什么好的方式去处理同日本的冲突。

    美国人的行动给了日本政府很大的压力，假如是过去的日本政府，虽然会对美国的行动感到不满，但也看不清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但是作为海军领导的现政府，在海军研讨会的研究报告下，已经开始了解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到底是什么，自然知道巴拿马运河一旦建成，就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扩张的开始。

    也就是说，美国人放弃了和英国争夺大西洋的权力，但却瞄准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权力，美日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了。旧金山地震之后，美国人借口学校资源不足，把日本学生安排进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学校，这就引起了日本移民的不满，因为日本人认为自己应当和白种人拥有同样的地位，而不是和被歧视的黄种人站在一起。

    也就是因为现在还在战争期间，日本国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对俄战争上，才没有把这一问题上升为日美的外交问题，但在伊东首相等人看来，美国无疑已经开始对西海岸的日本移民下手，打算排挤这里的日本移民，好在运河开通后往该地区迁移更多的白种人。

    不过对于日本外务省来说，日美关系此时还不是日本外交的中心，当前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外交还是日中外交，甚至连日英外交都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了。为什么日中外交关系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了，因为中国以黄种人的身份击败了英俄两个白种人的国家。

    假如说中国对英国的冲突还不能说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毕竟印度人也是黄种人，英国在印度主要使用的还是印度人而不是本土的英国人，所以英属印度的失败对于白人世界来说还不够震撼，但是中国人围困并迫使一整支俄国军队投降，这就是白种人真正的失败了。

    日本驻北京武官横川省三大佐观察了俄军俘虏穿过北京城的行动，“…向来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中国平民，在这一刻也突然为之欢呼了起来。

    中国人向来有围观的习惯，特别是对菜市口行刑充满了兴趣，不过这种围观只是一种兴趣并不代表他们对犯人的关心，他们所关注的是犯人在行刑前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和刽子手的技术如何。当然这也和清政府严厉的言论管制有关，平民不愿意关心犯人所犯事由，以避免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

    但是武汉的崛起破坏了清国这种一潭死水的局面，现在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百姓越来越喜欢谈论国家大事，而清政府则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强势已经为武汉所击破，中国人喜欢给自己留后路，哪怕是那些满洲的上层人士，他们也不会选择和这个老大帝国一起埋葬…

    言论的自由带来了民权的伸张，而这一次武汉的大捷则又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国族意识…当成排的俄国俘虏垂头丧气的从这些中国人面前走过时，比叫喊一千次排满兴汉的口号更能刺激中国人的神经…

    现在的中国就如同江户无血开城时期的日本，强大的幕府被推翻了，被幕府所压制的日本人，突然发觉自己的力量足以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明治日本诞生了。现在，一个新的中国也正在我们眼前诞生。”

    日本的外交官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个新的中国在诞生的，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是陆奥宗光所赏识的帝国大学的人才，从1896年前来中国从事外交工作，中间担任了一段时期的外交次官，1901年又返回中国开始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一直都是对华外交的主导者。

    他也是对华情报网的组织者，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对华情报其实已经陷入了停顿阶段。因为日本上层认为对华作战已经结束，因此对中国的情报也就没必要再进行统合，于是对华情报就分散在了各个组织手中，这样一来对华情报的收集就开始变得碎片化了。

    内田康哉就任驻华公使后，因为他是支持对俄开战的外交官，认为对中俄的情报收集工作不能不整合起来，否则就没法搞清楚中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便开始主动的把外务省和军部的情报统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较有效率的情报网。

    应该来说，内田康哉的这个情报网对于北洋集团的渗透，对于北京城的渗透，对于北京宫廷的渗透都是卓有成效的，青木宣纯之于袁世凯，岛川毅三郎之于宫廷，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但是武汉的崛起打破了内田康哉所营造起来的对华情报收集的网络，令其和外务省都对中国政局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

    比如说，在日本加入战争之前，外务省和内田都认为，迫使袁世凯和清政府向日本求援是可行的，因为清政府和北洋都需要获得日本的支持来对抗内外敌人，不止是俄国人，还包括武汉在内。

    但是，外务省和内田都没有预料到，武汉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而满人的力量却是如此之薄弱，这就使得他们所设想的清政府和北洋对抗武汉的局面并没有形成。武汉以其强大的实力，对俄西路军的毁灭性围歼，让北洋不得不寻求国内的妥协，而清政府的无能，也使得北洋对清政府离心离德。

    于是，武汉就开始操纵国会对朝廷发起了挑战。老实说，其实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国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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