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这跨黄河铁路桥自然是最好的积累工程经验的项目。

    但是除了积累工程经验之外，确保中国能制造合格的桥梁建材也是一大要点。黄河铁路大桥总长超过3000米，采用的是钢体结构，虽然德国人从比利时人手中接过大桥的建设，但并不认为汉阳铁厂能够生产出合格的钢梁，因此主张全部在德国生产，然后运到中国组装。

    虽然当时工农兵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但田均一还是和德国人交涉了很久，最终决定由汉阳铁厂制造三分之一钢梁，但必须要经过德国工程师的检验。虽然这么做并不能降低桥梁的造价，甚至反而提升了造价，不过詹天佑认为还是值得的，因为中国今后的桥梁不能全部使用进口钢材，以中国的规模，全部使用进口钢材修建桥梁，那么大部分地方是修不起的。

    不过在欣然接受了新任务之余，詹天佑还是忍不住对时局关心了一句，“有件事我还是很想知道，对于俄国入侵和各地的反美风潮，委员会是怎么考虑的？”

    对于詹天佑的问题，田均一不假思索的就回答了第一个，“对于俄国人的入侵，我们自然是主张抵抗到底的，只要俄国人不退出我国的领土，我们是绝对不会和他们谈和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会监督北京的做法，只要他们抗击俄国，那么我们会在物资上进行支援，可如果北京试图和俄国人媾和，那么我们自然不会承认他们有代表中国人民签订割地赔款的协议的权力。至于各地的反美风潮么…”

    谈到这个问题，田均一也是深深的犹豫了一下。1905年5月，中美关于《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的续约谈判移至北京。这个条约已经存在了10年，作为美国《排华法案》的补充，1904年罗斯福在竞选连任时许诺要继续限制华工来美，于是就有了1905年的谈判。

    为什么这一条约过去十年没有引发反美风潮，而这一次会引发这么大的问题，倒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才知道这件事，而是十年前签订的《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确实只是限制华人苦工前往美国，但对那些经商和求学的中国人并不做限制，而今次延续条约则将所有中国人都视为了前往美国的华人苦力，因此这次的条约谈判才会引发知识界的不满。

    特别是该条约还试图禁止那些在美国有居留权但无正式身份的中国人出境后再返回美国，更是引发了在美华侨的极大非议，不管这些华侨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这次都是有志一同的反对北京签署该条约了，而康有为和孙文也不得不发表声明反对。

    抗议声从广州和上海发起，很快就出现了商界、学界联合呼吁，市民响应的局面。上海和广州商人和市民发起了抵制美货的行动，这对于武汉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武汉刚刚同美德银行签署了一项工业发展贷款，所以一时舆论对于武汉颇有非议，倒是让朝廷的名声好转了不少。

    犹豫之后，田均一还是诚实的向着詹天佑说道：“我们当然是支持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政策的，不过我认为美帝国主义不会因为我们的反对而取消或修改该条约，因为我们缺乏反制美国的手段。

    抵制美货确实表现了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不足以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对外出口规模还不到其国内贸易规模的5%，而对我国的出口更是远远低于对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出口。

    现在毕竟是帝国主义时代，弱者的呼声是没法让强者感到愧疚的。想要让美国修改其外交政策，首先得让中国强大起来，我支持对美国进口的奢侈品和棉布进行高额征税，但反对不加区别的抵制美国货物，因为我们没法生产石油和缺乏某些工业所需要的有色金属。

    不加区别的抵制，只会拖累我们的建设速度，从而让美国进一步欺压我们。当然，委员会不会这么直白的宣传，我们会要求北京和美国展开外交交涉，但我们不会为了这样的问题，停止自己的建设。”

    虽然田均一的回答并不完全符合詹天佑的预期，但他也明白田均一说的是实情，现在的中国根本没法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连让美国人感到难受一下都做不到。他只能告辞离去，把心中的愤怒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上去了。

    当詹天佑和田均一提及反美风潮一事时，弗兰茨·克虏伯也正在德国人俱乐部内和卡尔·西门子讨论这件事，他对于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民族意识感到有些忧心忡忡，担心德国也会遭到同样的待遇，毕竟德国人在八国联军事件中可没干什么好事。

    卡尔·西门子则对在华发展的前景依旧感到乐观，他对克虏伯说道：“既然德意志民族能够在上个世纪统一并击败法国，没有理由一个统一了数千年的中央王国会甘心成为世界的二等公民。

    我最近读了卫礼贤神父的几篇文章，我发觉我们在过去两百年里所塑造出来的德国民族的独特文化，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这200年是中国文化的黑暗期，就如同我们在中世纪的黑暗期一般，但是已经点燃过的文明火种，终究是要从黑暗中复苏过来的。因此我不认为，用对待愚昧民族的方式对待一个古老民族是合适的。英国人在西藏的失败，无疑证明了这个古老民族正从冬眠中苏醒过来。”

    克虏伯看了看年轻的西门子，他并不认为这位年轻人突然就放弃了种族主义，也不认为中国的古文化折服了他，真正让西门子对中国抱有这样的好感，实在是西门子在中国的事业开始盈利了而已。

    从1901年到1904年，各国在武汉的投资差不多有一亿马克，其中德国一家就超过了8000万马克，而西门子约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额。虽然克虏伯也大约占了近三分之一投资，但是和西门子主营的电机和通讯事业相比，克虏伯投资的钢铁事业见效就比较慢了。

    哪怕在欧洲，电机产业和通讯产业也是一个新兴行业，当前欧洲的主流产业还是钢铁及化工。不过后两者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太高，因此很难做产业上的转移。这也是德国钢铁、化工产业能够超过英国的原因所在，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太早，因此很难把钢铁、化工的技术设备进行更新，英国资本家宁可投资在美国和加拿大，也不愿意在本土进行技术设备更迭。

    但电机产业和通讯产业就不同了，这两个新兴产业对于技术的要求大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所以研发速度要高于收回成本的生产速度。也就是说，除了第一名能够收回成本，跟在后面的投资者开始跟风生产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是新一代性能更好的产品的竞争，这样一来跟风者就变得无利可图了。

    因此对于这两个新行业，重要的就是有足够的新生市场，在新产品研发完成之后就尽快的展开生产，回笼投资，然后就是更新换代。在这方面，美国其实是具有先天优势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接近一亿人口的国家，光是国内市场就能收回其新技术的研发费用了，很少需要在国外收回部分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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