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山东民众拼命的同德国人争夺属于本地的利权，而湖北这边则拼命的想要把自己整合成为德国在海外的一个工业基地。

    面对这样一个思想完全南辕北辙的中国，英国人也有些头疼了，虽然英国人追求的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的中国，从而为各国势力进入中国打开窗口，但是英国并不支持中国地方势力彻底成为某个列强的真正附庸，从而为某个列强入侵中国建立一块跳板。

    按照英国驻华领事馆和英国海关职员的看法，中国的人力远比欧美廉价的多，但是中国的人力却没法被使用起来，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太烂，在中国投资办厂最终成本还是会高于在欧美制造然后运到中国的成本，这点从汉阳铁厂的生铁成本居高不下就能得到证明。

    但是湖北现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上，又在教育上不遗余力的投资，去年湖北地区的新式教育投入是1000万两，比湖北新军的投入足足高了五倍。这些在华英国人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不消三年，武汉就会超过上海，成为中国第一的工业城市，因为上海并没有这样有组织的吸纳周边地区资源的能力，上海的建设完全取决于周边江浙地区的自行变革和自发的对上海经济进行对接。

    英国政府在讨论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前英国需要的不是阻止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扩张，而是要阻止中国向德国的靠拢，特别是湖广总督府这种一边倒的向德国靠拢。

    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促成中国和日本的对俄同盟，是打断中德接近的最佳办法，因为德国所占据的山东地区，正是日本想要在中国获得的势力范围之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一旦为日本所掌握，那么日本立刻就变成了东亚大陆的控制者，这也是符合日本这样一个岛国的海权控制理念的。

    因此，在法德爆发战争危机的时候，英国开始促成日中同盟，以解决日英同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英国人也看出来了，日本人之所以不肯缔结日英同盟，就是对单独对抗俄国没有把握，那么日中同盟可以解决日本的后顾之忧，从而扫清日英同盟的障碍。

    第125章 前进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并没有感受到欧洲这种紧张的濒临交战前的气氛，甚至有些人都不了解欧洲发生了什么。但是对于田均一等劳动党成员来说，他们身边的克虏伯先生正是最好的消息来源，作为当事的克虏伯对于欧洲的事务自然是相当上心的。

    也因此田均一也获得了一些报纸上都没有刊登出来的消息，比如德国军方和皇帝之间对于是否发动战争的分歧等等。意识到卢汉铁路的赎回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问题，反而变成了德国和法国之间的问题，田均一反而开始冷静了下来，试图在谈判中尽可能的降低比利时人的要价了。

    作为被俄国和法国推到前台的比利时人，自然是不愿意卷入到法德矛盾中去的，一直试图在两个邻国之间保持中立的比利时人，这一次已经觉得麻烦大了。事实上在法国外交部长回应了克虏伯声明之后，法国驻华外交官在卢汉铁路问题上和海南岛军港的修建问题上，都打算做出退让了。

    而俄国人面对这一局势的变化，一时也表示的有些不知所措。贝佐布拉佐夫集团虽然打败温和派维特集团，获得了主导远东政策的权力。贝佐布拉佐夫集团的设想是，凭借着此前他们从朝鲜获得的授权，在鸭绿江上建起一家伐木公司。

    根据这份协议，俄国完全可以在鸭绿江边设立一道防线，把朝鲜和满洲分隔开来，从而建立黄色俄罗斯。贝佐布拉佐夫集团的看法是，日本不可能在欧洲没有战事的情况下发起对俄国的挑战。

    按俄国上层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满洲命运的解决必须取决于欧洲战场的胜利。我们准备好了遭受最坏情况—日本在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爆发之时向我们宣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战场乃是临近西方的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区域，所有为了取得第二战场优势而对我们在决定性地点力量的削弱都是错误的。

    在亚洲的胜利并不能补偿在欧洲的失利；与此相反，欧洲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签订的条约则是完全清除日本在满洲战绩的开端。”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和德国将要陷入战争了，也就是说俄国人最担心的情况突然发生了，这个时候继续对中日表示强硬，显然是不大适合的。

    俄国人于是陷入了一个矛盾，到底是向日本退让一步，还是向中国退让一步，从而先降低远东战争的风险。最终贝佐布拉佐夫集团选择了向中国退让，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阻止他们反悔的能力。只要等欧洲的战争风波过去了，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执行黄俄罗斯计划。

    尼古拉二世同意了贝佐布拉佐夫的建议，决定在卢汉铁路赎回一事上做出让步，从而进一步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统治力量。

    而田均一并没有过于在意这些外交上的动向，他进一步对湖广地区的进步力量进行了整合。1902年湖广总督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改革和城市发展委员会同东南保护会议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在田均一的建议下，地方水利、道路建设转到了东南保护会议在地方上的分部手上。

    也就是说，通过了这种资源上的调配，东南保护会议就成为了一个地方上的自治组织，而不再是一个喊口号的政治俱乐部。兴修水利对于湖北这样的水患频发地区来说，本就是政府、士绅的责任，因为没有他们的领导，光靠百姓自己可建立不起防御洪水的堤坝。

    只不过随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政府对于地方上的水利投资不断减少，也就使得地方上的士绅势力开始抬头。加入东南保护会议的湖北士绅，几乎都是当地兴修水利的带头人。这就是使得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越来越大。

    田均一在党内开会时是这样主张的，“不管是建设还是革命，我们都需要有个组织。假如说衙门加上地方士绅的会议就是清政府统治中国的组织，那么我们的革命目标就是打倒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组织，然后建立劳工党治理地方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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