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第一军就变成了瓮中之鳖。

    仅仅在一个月前，李纯还信誓旦旦的向袁世凯保证，自己南下必然要将东南之地收归北洋所有。李纯敢向袁世凯打这样的包票，因为一个月前东南形势对劳工党确实是不利的。

    劳工党自割据武汉开始就截断了长江中上游的外国商轮的通行，虽然在列强放弃了军事威胁后，武汉同意给与各国商船以有条件的航行权，但要求这些轮船公司必须被武汉入股。除了德国人之外，其他列强都拒绝接受这种条件，因此长江中上游的航行权就被中国人垄断了。

    随着武汉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铁路建设的发展，英日终于发现试图封锁武汉的海上航运显然是难以成功的，这只会把航运业务白白让给德国人，日本只是损失了航运上的利益，但是对于控制着上海的英国资本来说，却是整个在华贸易网络都被破坏了。

    英国自从强迫满清开放上海作为商埠后，就把长江视为了深入中国内陆的交通命脉，类似于印度的恒河，加尔各答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属印度的首都，就是因为恒河带来了北印度最富饶的印度平原上的产出，从而在加尔各答和英国的工业品形成了交换。

    上海对于英国来说，就是第二个加尔各答，所以打通长江航道是英国对华战略的重要一环。1852年上海人口54万，到了1910年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了128万，比武汉三镇加起来都多，而武汉三镇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了。

    上海的发展就是依赖于通过长江航道吸纳了长江沿岸各省的产出，在上海这个对外贸易码头完成了最终贸易，其在1909年时已经拥有了165种行业，比武汉就少了三四十种而已。

    一开始武汉的工业发展其实是有利于上海的，因为武汉的初级加工业提升了上海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但是随着武汉重工业基础的建立，英国人发觉自己对华贸易的优势在不断削弱。

    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人虽然在工业技术上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是在新技术的应用上却不及德国和美国，因为德国的工业面对的是欧洲，美国是本国的农业，而英国则是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压根不需要新技术，所以英国虽然在科技上保持领先，却始终没有大规模应用的必要性。

    英国对华贸易实际上一直都是被压缩的，中国传统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白糖，在英国殖民体系的分割下，都被分配给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于是中英贸易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逆差，大量的白银和黄金被用于填补贸易缺口。

    从某个角度来看，此时英国的对华贸易实际上主要以掠夺贵金属为主，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殖民地产业的规划，在其他的海外殖民地，英国人抽干了当地的贵金属后，就开始进行殖民产业的布局，然后用英镑控制该地的经济，从而完全的纳入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

    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远比印度大的多，且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不是印度那种被英国人征服后糅合起来的碎片型国家，所以中国的内部贸易要比印度完整的多，英国人没有那么高的效率吸干中国的流动货币，再加上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后发列强都看到了远东这块尚未被征服的土地，所以列强的互相牵制，也延缓了中国经济体系的瓦解。

    劳工党用军事力量保证了长江中上游的安全后，也就有了和德国资本合作的本钱，德国人虽然渴望获得贵金属，但也同样需要原料和市场，相比之下德国人更愿意向中国做出让步，以确保中国市场向德国资本开放。

    为了确保中德贸易之间的平衡，德国不得不接受了武汉的建议，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给了中国，这对于德国来说也是好坏参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移出让德国工业岗位减少了许多，但是从中国进口的初级工业品极大的降低了德国工业的成本，并且为德国的机器、化工等产业扩大了市场。

    中德贸易的扩张虽然没有增加德国贵金属的储备，这是旧殖民体系最为重视的财富，但是这种贸易却扩大了德国马克的发行规模，此前德国马克虽然仅次于英镑和法郎，是世界第三流通货币，但各国央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英镑约占50%，法郎30%，德国马克只有15%。

    英镑的价值在于英国建立的全球结算体系，保证了英镑的流通性，而法郎的价值在于法国对外的大量借款，各国的偿本付息维持了法郎的价值，而马克的价值却是依赖于黄金的兑付，所以英、法、德三国的央行中，只有德国银行需要储备大量的黄金，英法虽然重视黄金，但他们都可以通过票据进行偿付。

    武汉对于德国马克的承认，使得德国马克拥有了一个海外资金储备池，但这就打击了英国的在华金融。作为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创造者，英国是不能忍受远东市场上马克的流通程度越来越高的。这也是英国金融资本支持北洋发起战争的根源，因为武汉已经被英国金融资本视为了德国马克的支持者，这等于是在远东建立了一个非英镑的贸易区，英国金融资本自然是难以容忍的。

    而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对于武汉政权都是难以认同的，地主们反对土地政策，商业资本则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劳工党的商业模式其实和垄断组织差不多，即通过联合乡村合作社垄断卖方市场，从而击破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传统的中国商业模式实际上就是囤积居奇，即通过对于粮食和棉布的垄断，控制市场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然后高价售出手工业品。在列强打开了国门之后，更为廉价的工业品反而刺激了传统的商业资本，从而形成了买办阶层。

    对于这些商业资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生产和消费，而只关注于销售渠道，所以本土的手工业品换成列强的工业品对他们没啥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也和他们无关，但是武汉限制商业利润的做法就让他们大为不满了，因为在武汉的统购统销政策下，他们变成了为农民和工厂打工的伙计了，更何况武汉对于本国工业的保护，也极大的冲击了买办经营的进口消费品。

    东南地区，劳工党的军事力量不占绝对优势，不过东南地区的地主和商业资本也依然无力挑战劳工党，所以他们希望北洋南下，打破劳工党在东南建立的那种强力秩序，恢复此前的地方乡绅秩序。

    在李纯看来，他南下的主要对手也就是南京周边的武装力量，这个武装力量也就2个师左右，其中一个师还是倾向于当地地主和商业资本的，因此这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战争，他自然是敢向袁世凯打包票的，而拿下南京后，最为富庶的江苏就落入了他的控制，这个好处也不由李纯不卖命。

    只是李纯也没有预料到，曹锟带来的主力在郑县就遭到了失败，这就使得所谓合围武汉的南征方案破产了。按照这种局势的变化来说，李纯在得到郑县失败时就该撤退了，但是对于江苏的贪欲和地方势力的挽留，让李纯多坚持了几天，寄希望于拿下南京来改变南征的完全败局。

    李纯的想法是好的，若是北洋真的拿下了南京，那么至少就等于控制长江下游地区，南征计划至少没有全面失败。但是武汉居然没有试图救援南京，而是展开了对黄淮地区的全面进攻，这摆明了是要把第一军完全聚歼于长江边，并试图留下第二军，这已经不是反击，而是全面战争的节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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