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前来出差的罗伯特·内森和哈罗德·斯图尔特来说，这依然是个糟糕的季节，毕竟往年这个时候他们本应该在夏都度假才对。不过他们也没有抱怨太多，毕竟4月份西北地区的大地震把达兰萨拉城完全摧毁了，政府机构只能全部前往更加不方便的西姆拉办公。

    只是现在的西姆拉还需要进行修缮及扩建，因此今年的夏都生活是不可能那么美妙的。英属印度政府机构在半个世纪的扩张下，政府雇员已经超过了十万，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的运转，每年夏季就需要迁移1.5万人前往夏都。

    西姆拉和达兰萨拉两地容纳了这些短期的夏季移民，但是现在么他们只能挤在一块办公，住的当然不会很舒适，毕竟通往西姆拉的铁路至少要明年才能完成，在这之前想要大肆扩张西姆拉的城市规模，显然是比较费力的。

    作为加尔各答警方特别分支的负责人，罗伯特·内森和哈罗德·斯图尔特感激自己的新任务使得他们不必去面对地震后西姆拉的住宿问题，但却也对自己手上的新任务感到头疼不已。

    加尔各答警方特别分支最初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印度民族主义者中的极端派，特别是那些口口声声主张用暴力把英国人驱赶出印度的年青民族主义者。为了防备梅奥伯爵的悲剧重演，1869-1872年担任印度总督的第六代梅奥伯爵是唯一一位被印度人袭击身亡的印度总督。

    梅奥伯爵的死亡验证了查尔斯·内皮尔等将军的悲观预测——“这个体制不可能维持五十年。这些勇敢而能干的土著懂得团结的那一瞬间，他们就会同时向我们扑来，我们就全完了”。

    正是意识到自己所推动的英国制度导致了印度民族意识的高涨后，英国政府开始缓和同土著王公之间的关系，并开始正视印度军队中的种姓区分，从而稳固而不是继续摧毁印度的地主阶层。但是随着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印度精英，把欧洲文化再一次引入印度之后，英国政府已经发觉，他们已经无力再继续这种以印度地主阶层作为城墙阻挡印度民族主义的浪潮了。

    但是，英国人在印度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改变，虽然在印度的英国人越来越多，可这些英国人已经不再选择融入印度社会并去改造它。梅奥伯爵的死亡让英国人意识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家人，所以他们进一步把在印度的英国人生活和本地人隔离，他们只在印度营造出来的白人区生活并同本国人进行交往。

    1872年之后来印度的英国人只为了一件事而来-发财。所以他们不会去集市闲逛，不会去看印度歌舞表演，也不会在盛大节日期间戴着金盏花花环嬉戏。对英国人来说，在印度的生活不再丰富多彩，而是锐减为俱乐部、马球场和晚祷。

    英国人认为在印度没有生活，他们只是想要尽快赚够钱然后回到英国乡下去当个悠闲的乡绅，只有英国才有真正的生活。因此英国人普遍对于印度人的生活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能否从那些印度人身上多榨取一些财富，所有的印度铁路及水利建设，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改善印度民众的生活。

    虽然这些建设工程从客观上提升了印度农业的发展，从而使得印度人口有了一些增长，但是英国人对于印度财富的疯狂榨取，又抵消了生产力增长带来的好处。19世纪最后十年，印度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就是英国对印度统治快要到头的表现。

    当一个民族连繁衍人口的欲望都消失的时候，要么就是默默无闻的消失，比如印第安人，要么就是奋起一搏，比如五胡乱华时冉闵号召汉人起来反击的杀胡令。

    英国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威胁，事实上早在梅奥伯爵死亡的时候，伦敦就有政治精英开始考虑从印度大陆撤离的方案了，一种是被迫撤离，一种是温和的交权。只不过正处于维多利亚极盛期的英国，很快就忘记了印度大陆上的隐忧，英帝国主义者们认为英国有足够的力量把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给镇压下去。

    虽然布尔战争之后，是否要给与印度更多的自治权力在伦敦成为了新一轮的争论焦点，但这依旧是英国政治精英之间的争论，和印度民族毫无关系。这就使得，印度大陆的体制处于一种上下分离的状态中，孟加拉分割方案就是英属政府上层的英国人对中下阶层的印度精英心理完全不了解而提出的一个理想化方案。

    假如没有一种外来的力量打破依赖近15万军队加上15万警察对印度大陆建立起来的暴力镇压网络，那么即便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再怎么慷慨激昂的号召民众反对孟加拉分割方案，也没法对抗得了这部陈旧但依然有力的暴力机器的。

    但是当外力打破了这部暴力机器的一角，哪怕仅仅是一小部分，英国人也开始觉得这部机器有些运转不灵了。因为英国人设计这部机器的时候，主要是用来对内控制，压根没想过它会面临内外夹击的局势。

    比如中国人在布尔尼亚发动了袭击之后，从布尔尼亚到西面戈西河边的瑟赫尔萨的警察体制就崩解了。随着这一地区的警察制度瓦解，该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就对乡村失去了控制，抗税的村子一天多过一天，并从距离铁路较远的地区蔓延到了铁路沿线附近。

    英国人担任的税务官和大区的警察局长对这一局面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平日里主要依赖本地警察和军队对抗税村子进行镇压，而地主们会给他们打听消息和指引目标。但是在军队的注意力被中国人吸引之后，本地警察组织又被中国人破坏，这些对印度乡村一无所知的英国官员就失去了以暴力镇压抗税农民的客观条件了。

    罗伯特·内森和哈罗德·斯图尔特于六月十四日抵达布尔尼亚，仅仅花了一周时间就基本了解清楚了当地抗税事件不断增多的原因。但是想要解决这些抗税的农民，两人很快就发现这简直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新招募的警察拒绝前往乡村镇压抗税农民，他们主张自己没有武器，难以和拥有武器的农民对抗，应当让军队来执行这样的任务。

    这些警察说的倒也没错，中国人收缴了这一地区的警察和军队的武器之后，将相当一部分武器弹药交给了农民，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警察到乡下去，面对的可不是什么手无寸铁的农民，而是拿着现代步枪的武装农民。

    虽然这些拥有步枪并敢于和警察对抗的武装农民并不多，可问题在于当地的地主已经失去了在乡村的耳目，过去他们在乡下安置的村头人，要么被驱逐了，要么和农民站在了一起，甚至还有被农民吊死的。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地主们，现在和英国人一样，对于乡村的消息所知不多，实际上在城市生活的地主早就已经脱离乡村关系，开始英国化了，他们和乡村的联系都是通过管家和村头人发生的。

    当农民开始自主的管理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后，他们对于乡村的影响力也就失去了，过去这些地主对于乡村的控制主要通过两个手段，土地的出租和种姓、宗教信仰，后两者用以在精神上驯化农民，让他们接受自己的受苦是上天注定的，前者则用来压制那些试图挑战地主权威的反抗者，不肯被驯化的农民会失去土地，全家被逐出村子，这几乎就是饿死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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