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流血星期日

    1898年春，几个俄国组织合并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很快党中央就被破坏，该党成为了地方委员会的自治联合体，大量的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时髦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党内。

    于是党内就出现了两个主要思想，一是把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当成了真理，另一个则是迷恋单纯的经济斗争。火星报和曙光报对这两种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论战中火星报逐渐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纸。

    1902-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党终于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不过也正式形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实际上指的是要求对火星报进行改组的24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少数派则是反对改组委员。

    双方的争论的焦点其实只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及火星报是否能够代表全党做出决议。少数派认为不能，因为在过去的三年论战中，他们已经习惯了自由论战，并将之视为民主本身。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认为，党团既然已经成立，那么自然就应当形成一个声音，少数服从多数才是真正的民主。

    这一争论从三名火星报旧编委落选开始，少数派认为这是被列宁开除了，很快就波及到了全党内部的论战，甚至波及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此事进行了讨论。从1903年秋到1904年秋，社会民主工党都陷入了瘫痪状态，列宁不得不提出召开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来解决党内分歧问题。

    而1903年到1904年，正是俄国社会呼吁政治改革最为强烈的时候。自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度以来，农民花了40年的时间发觉自己还是受骗上当了，虽然沙皇政府从法律上废除了他们的农奴身份，但在事实上他们依旧被地主和资本家所奴役。

    整个俄国大约有1000万户农民，其中完全没有马的农民约300万户，只有一片马的农民约350万户，每户有两匹马的农民约200万户，2匹马以上的富农约150万户。

    在俄国农村，马就和中国乡村的牛一样重要，没有马的农户只能种植一俄亩土地，他们的粮食肯定不够吃。一匹马的农户倒是能种植三四俄亩土地，但是他们也经常挨饿。比如沃龙涅什省，一匹马的农户年收入75卢布，纳税18卢布，种植成本20卢布，剩下的粮食想要养活家人都很困难，因此需要去城市打工来维持生计，全俄每年大约有800-900万季节工人，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

    这就意味着，俄国乡村65%的农户处于破产或濒于破产的状态，他们对于当前的国家体制当然是不满的，而这就是俄国政治改革呼声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根源。不管是乡村中的富农或是城市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认为整个俄国正处于火山上，不知什么时候就爆发了。

    只有地主和贵族们还坚持着捍卫旧的体制，认为他们在1861年已经让步的够多了，现在俄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改革，而是需要获得新的土地。只要有新的土地被纳入俄国，那么就可以把那些破产农民送去新开拓的边疆，用新的土地来缓和乡村的矛盾。

    于此同时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希望通过一部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政治及财产的权利。在当前的俄国，资本家在政治上几乎完全从属于贵族阶层，他们虽然在沙皇政府的保护下发了财，但是他们同样不能对抗沙皇专制的权力，只要贵族们下达一个决定，俄国的资本家就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产。

    因此，面对农民和工人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舆论上表现出了同情，并向沙皇恳求尽快召开制宪大会，为俄国制定一部宪法。在这样的舆论引导下，工人和农民在1904年爆发了上百次请愿运动，主要还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主张，在政治上则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认为俄国需要一部宪法。

    不过这一局面随着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成立开始有所改变，仅仅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武汉的工人们就打倒了湖广地方政府，并建立起来苏维埃政权。虽然俄国报纸上把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形容为一群暴徒，试图让俄国民众相信，愚昧而排外的中国人正在损害俄国的利益，俄国军队应当对中国人加以惩罚，就如1900年那样。

    只是也有一些俄国报纸刊登出了工农兵委员会所发表的一些政策和命令，并讲述了外国传教士、资本家在中国实施的压迫和掠夺政策。事实上，早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就开始同情中国农民的抵抗运动了，因为他们不希望俄国民众把注意力转向国外，从而破坏了国内推动社会改革的气氛。

    对于工农兵委员会所颁发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减租减息法令的报道，使得俄国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同情那些被中国无产阶级没收了财产的俄国茶叶资本家，反而激发了俄国无产阶级进一步的阶级觉醒。

    就如一场集会中，一名俄国工人对着要求惩罚中国人的演讲者的反驳，“既然我们占据了中国的满洲和外蒙古，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没收俄国资本家的财产？我认为，不仅仅中国苏维埃可以没收俄国资本家的工厂，在这里，我们也有权力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俄国也应该有个苏维埃来保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过去百试百灵的爱国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现在在俄国已经煽动不起俄国无产阶级的热情了。相反，俄国无产阶级对于资本家的痛恨，正不断的改变那些原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工人群体，他们越来越觉得，勤劳致富就是资本家对他们最恶毒的嘲讽，因为俄国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依赖劳动致富的，他们正是依赖残酷的压榨工人阶级的劳动才能享受着自己的荣华富贵。

    俄历1905年1月3日，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的罢工，将俄国的工人运动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虽然，这一次的罢工是由最简单的劳资纠纷引发的，工厂开除了4名工人，从而引发了全厂工人的罢工。

    但是很快罢工运动就从个别事件上升为了全国事件，在俄国工厂工人协会的领导下，工人们向资方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保障等要求，和武汉工农兵苏维埃颁发的法令内容一致。罢工很快从普梯洛夫工厂向其他工厂和地区蔓延，转为全国性质的总罢工运动。

    到了1月8日，俄国各地已经有174个工厂、作坊停止了生产，近9万6千名工人加入了总罢工。工人运动吸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加入，他们在地方群众集会上把经济罢工引向了政治罢工，向工人们提出了三个主要建议：民主权力，消除人民的贫困状态，清除资本对劳动压迫的措施。

    各地工人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彼得堡，于1月9日向沙皇递交请愿书。1月9日清晨，在加邦牧师的带领下，十五万多工人举着沙皇画像，唱着圣歌向着冬宫广场前进，但是沙皇拒绝接见工人代表，并要求工人游行部队解散。

    在僵持不下之际，一部分情绪激动的工人试图突破沙皇军队的拦阻进入冬宫广场，但是沙皇军队毫不留情的向着游行队伍开枪了，甚至动用了马克沁机关枪。前排的工人就如同麦秆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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