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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薛时绾的深圳
我叫薛时绾，我家对面有个邻居，她叫季瑛。
2006年的九月，我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从学校辍学，南下来到深圳，我随身的行李只有一个旧双肩包，装着妈妈的一撮骨灰和九岁那年和季瑛的一张合影。
第一次来到课本电视裏提过无数次的深圳，我身上的钱少到就连黑心中介公司都不稀罕骗，中介把我介绍到一家电子厂打工，每个月三千块，包吃包住。
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拿着三十张钞票数了又数，摸过钱的手放在鼻子下深吸一口气，潮湿的空气混合着纸幣独有的味道涌进鼻腔，我这才有了一点赚到钱的真实感。
电子厂的宿舍六人一间，住宿环境比学校强不到哪裏去，回南天梅雨季的时候，衣服洗了干不了发霉的臭味和乱七八糟的烟味混在一起，简直可以用乌烟瘴气来形容。
每天干的工作重复性极高，机械运转的巨大噪音就连带着耳机都不管用，刚开始的那两天我还会塞着耳机用随身听放《好运来》，第三天就彻底放弃了，随身听被我丢在背包裏再没拿出来过。
最开始的工段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姐，总是趿拉着一双旧拖鞋，嘴裏叼着没燃尽的香烟，嗓门大的吓人，和別人说话的时候总像是在吵架。
我刚来的时候她教会我干各种活，我因此和她熟悉起来，喊她一声“郭老师”。
她对这个称呼似乎很满意，每次我一叫，她就咧开嘴笑个不停，眼角眉梢的皱纹都快飞起来了。
“哎呦，没想到我这个初中都没念完的人，有天还能当上‘郭老师’。”
她经常在宿舍和別人这麽说，每次说完都要点燃香烟，蹲在狭窄的阳台上一边用塑料搓衣板洗衣服，一边咳嗽着抽烟。
电子厂的工人大多都抽烟，不论男女，不论有钱没钱，有钱的车间经理兜裏装着软中华，没钱的小时工们也会在下夜班后凑钱在厂子门口买一包不知真假的大前门，就着深圳潮湿的晨风狼吞虎咽地抽完。
我讨厌烟味，从前薛建国在家的时候就讨厌，闻见一丝味道就要皱眉头，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的自己真矫情，在电子厂裏待上两三天，我都快被熏成烟熏腊肠了。
郭老师有时候会给我递烟：“试试？”
“我怕死。”我摇头，还劝她：“你也少抽点吧，对身体不好。”
郭老师笑了，往嘴裏塞了根烟，打火机窜起火苗来点燃：“我闺女也经常这麽说。”
“你还有女儿？从前没听你提起过。”
郭老师说：“有，特漂亮的小闺女，比你小不了几岁，今年该中考了。”
我算算年纪：“中考？那就是十五岁……你今年不也才三十出头吗？”
“我们那个小地方，女孩来了大姨妈就能吃席结婚，结了婚就生孩子，生完了闺女生儿子，生出一个儿子还要催着你生第二个第三个……一生就是一辈子，好多四十岁就当了姥姥的。”
我问：“怎麽不把女儿接过来？深圳这边的教育条件应该比你老家更好吧。”
“当年她奶奶因为我生了个女孩，对我千般万般的不满意，我忍了几年忍不下去，觉得日子不能这麽过，就偷偷跑了。”郭老师说起往事的时候神情平静，像是在说別人的事：“我跑的时候她还没上小学，人长得还没桌子腿高……这些年我不敢回老家，她恐怕早就恨死我了。”
在电子厂打工的人大概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年轻人，不想读书或者成绩不好，来这裏给自己谋生活，浑浑噩噩的上工干活，每到月末发了工资，手裏有钱就出去胡吃海喝挥霍一顿，不到几天钱花完了，就又回到厂裏混日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喜怒哀乐都只和自己有关。
另外一类，是为了家人从全国各地来深圳打工，重病的父母、年幼的孩子、残疾的伴侣……每个人都有背井离乡的理由，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大同小异又各不相同的生活重担。
我目前属于第一类，在心裏暗暗下定决心不能让自己变成第二类。
我不想一辈子在电子厂当个计件工，我想挣更多的钱，工段长每个月的工资能有四千五，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在深圳待够一整年前，我要当上工段长。
郭老师帮了我很多，她教我各个岗位的技术要点，带我熟悉整条生产线的流程，她是唯一一个相信我，不会嘲笑我异想天开的人。
来到深圳一年两个月零三天后，我真的通过厂裏的考核，当上了新生产线的工段长，每个月工资四千七百快。
发工资的那一天，我请郭老师去外面的餐厅吃了顿饭，喝了些酒后，我问她问什麽一直帮我，她说我嘴甜讨人喜欢，可我知道，她大概是在透过我想念她的女儿。
2007年发生了很多事，季瑛考上了清华，我当上了工段长，厂裏又招了一批年轻人，其中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分到我们宿舍，她叫王琦。
和电子厂其他辍学来打工的年轻人不同，王琦的行李箱裏装满了课本，空闲时间別人都在玩手机，只有她一个人每天捧着书。
她说自己高考滑档没考上本科，家裏人也不愿意出钱让她复读一年，所以才来这裏，一边打工一边准备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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