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沛玉和祁衍的行程从未真正停下来过。《星火故事集》出版后，他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函。有人希望他们去讲学，有人希望他们去实地考察，也有人只是想见见这两位被孩子们称为“讲故事的人”的人。
他们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线：从东非到南亚，再到中东。他们要亲眼看到每一个“星火课堂”在战火与贫穷中如何生存，如何生长。他们不是去视察，而是去倾听。
在肯尼亚的难民营里，一个名叫阿米娜的小女孩在故事交换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梦。她说，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信鸽，飞过沙漠、飞过海洋，把家人的消息带给远方的亲人。她说，她希望有一天，自己真的能飞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江沛玉听完后，走上前，轻声问她：“你想不想把你的梦写下来？”
阿米娜点点头，接过祁衍递来的笔记本，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故事。她不会写很多字，但她的画很美，画中是一只鸽子，嘴里衔着一封信，信上写着：“我想回家。”
他们离开那天，阿米娜追着车跑了很久，直到车子转过山头，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江沛玉靠在车窗边，低声说：“我们得做点什么，让这些孩子，不只是活下来，而是真正地活着。”
祁衍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握住她的手。
回到北京后，他们开始着手“星火课堂”升级计划。他们意识到，仅仅提供教学方法和故事交换还不够，孩子们需要更系统的心理支持，也需要更稳定的教育资源。他们与国际心理援助组织合作，培训“星火课堂”的教师掌握基础心理干预技巧，并引入远程心理咨询平台。
与此同时，他们启动了“星火之声”全球故事广播项目，将孩子们的故事通过音频平台传播到世界各地。每一期节目，都由一位孩子讲述自己的故事，配上他们自己创作的音乐或画作的描述。
第一期节目播出后，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叙利亚的邮件。发信人是萨米尔，他在信中写道：
> “孩子们听到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见时，眼睛里闪烁的光芒，是我见过最美的东西。他们开始相信，自己不只是战争的幸存者，更是未来的讲述者。”
江沛玉读完信后，久久没有说话。她走到窗前，望着北京的夜空，想起那个画着蓝色鸟的女孩，想起哈桑的画，想起阿米娜奔跑的身影。她轻声说：“我们不是在做慈善，我们是在做教育。”
祁衍站在她身后，点头：“是的，教育，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自己故事的主人。”
他们的工作逐渐被更多人认可，但真正让他们感动的，是那些来自战区教师的反馈。一位哥伦比亚的教师写道：
> “‘星火课堂’不是教我们怎么教孩子，而是教我们怎么听孩子说话。以前我们总想着教他们读写，现在我们学会了听他们讲故事。他们不再是沉默的，而是勇敢的。”
还有一位印度的教师写道：
> “我曾以为教育是把知识灌输给他们，现在我知道，教育是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世界。”
江沛玉和祁衍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教育论坛上。他们不讲理论，只讲故事。他们带着孩子们的画作、录音、信件，让世界看到，那些在战火中成长的孩子，不是受害者，而是创造者。
一次联合国教育峰会的闭幕演讲上，祁衍站在讲台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他说：
> “我们总在问，如何拯救这些孩子？其实，他们不需要被拯救。他们需要的是被听见，被看见。他们不是等待被教育的人，他们是教育本身。他们用自己的故事，教会我们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希望。”
江沛玉接着说：
> “‘星火课堂’不是一项计划，它是一种信念。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只要我们愿意听，他们的声音，就能照亮世界。”
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那一刻，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再是最初那个只想着“做点好事”的年轻人了。他们已经成为某种更宏大的东西的一部分。
然而，他们依旧保持着最初的节奏：每年至少一次，亲自前往最偏远、最危险的地方，去看望那些孩子，听他们讲故事，收集他们的声音。
有一次，在阿富汗的一所临时学校里，一个年仅八岁的女孩，在纸上写下一句话：
> “如果我的故事能飞，它会飞到没有战争的地方。”
江沛玉看着那句话，眼眶湿润。她将那张纸小心地收好，放进自己的笔记本里。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愿望，而是他们所有人的使命。
回到北京后，他们在“星火故事集”的第二辑中，将这句话印在了封面内页。
那一年，江沛玉三十五岁，祁衍三十七岁。他们的头发开始有了白发，但眼神依旧清澈。他们依旧没有结婚，依旧住在那间老房子里，书房里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孩子们的信件和画作。
有时候，江沛玉会在深夜翻看那些画，看着那些蓝色的鸟、飞翔的鸽子、燃烧的火焰，仿佛能听见孩子们在远方的呼唤。
祁衍则会在电脑前整理故事，将它们分类、翻译、配图。他说：“我们要让这些故事，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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