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广东后就对抵抗的地区采取清乡行动，即对平民杀烧淫掠，以达到威胁平民不敢和自己敌对，这正是清军的传统。

    济军的残暴之举，甚至连支持北洋的地方乡绅和商人都忍受不了了，他们甚至以广东各界团体的名义发电给袁世凯，请求制止济军暴行。

    可袁世凯有什么能力约束龙济光，龙济光只是臣服北洋，又不是真的北洋嫡系，更何况此时北洋自己已经焦头烂额，安抚龙济光继续和武汉对抗下去还能分担一点压力。于是袁世凯反而通令表彰龙济光"忠勇诚朴"，为他解除了"中央南顾之忧"。

    袁世凯的通电直接把广东民众推向了革命党和劳工党，于是武汉军虽然南下时兵力不足，但是在得到了广东民众的支持后，迅速对龙济光和广东民团形成了压制之势，这其中武汉组织的随军宣传队表现的极为出色，借助广东的革命形势，把武汉的土地政策深入浅出的宣传给了农民，打破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欺骗。

    此前广东地主污蔑武汉劳工党是要夺走大家的土地，让农民变成劳工党的奴隶，以此恐吓自耕农和自己站在一起对抗劳工党在广东的组织发展。而孙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对地主阶级的谎言进行揭露，反而把这种宣传视为了革命党占据广东的本钱。

    不过事实证明，革命党所谓的平均地权也只能吸引一些革命青年，想要在乡下实施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反对农民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意味着革命党在乡村只能依赖地主阶级来推动平均地权的政策，而地主阶级怎么可能平均自己的地权，最终不是一纸空文，就是变成地主剥夺自耕农土地的借口。

    所以中华革命党在乡村几乎没有支持者，就算有几个背叛了地主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也改变不了乡村的保守风气，你不要说平均其他人的地权，就是平均自家的地权都会引起其他地主的愤怒。

    而地权不能平均的结果，就是民生也无从谈起，民主就更加不可能实现了，禁止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本质上就是地主阶级的民主和对无地农民的专政，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党。

    于是

    张鸣岐和龙济光向广东武装侵入时，广东的乡村对革命党的抵抗命令无动于衷，革命党在广东拥有的一块根据地实际只有广州城，而广州城都不是完全被革命党控制的，列强的驻军，亲近列强的买办商人和支持革命党的市民阶层，刚好三分广州。

    这就使得济军对广州的进军可谓是势若破竹，因为打的太顺利，所以军纪也就越发败坏，一个没有威胁力的对手，自然是不能阻止济军分散抢劫的。

    而武汉军进入广东之后，积极发动农民，在乡村实施了减租减息运动，根据广东革命党的意见，劳工党决定暂时不在广东实施土地改革，而是先缓和同开明地主之间的矛盾，优先打击广东、广西等地的反动地主和买办势力。

    这就使得劳工党的军队在乡村立刻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比之革命党在广东乡下的举步维艰，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负责前往和武汉军队接洽的邓铿、廖仲恺观察了武汉随军宣传队对乡村的政治宣传工作后，写信给孙文、朱执信、胡汉民表示，“本党在农村的工作还停留在和地方大户的和衷共济上，而劳工党则把目标放在了发动小民上，此即本党在乡村失败，而劳工党获得成功的根本。”

    邓铿、廖仲恺主张，革命党应当效仿劳工党开战乡村工作，对于平均地权的理念不能在继续停留在口头，需要真正的付诸实际行动，不能老是担心地主阶级的不满，而应当把农民的支持放在首位，否则本党在政治上将会一败涂地。

    被赶出了广州的孙文此时也确实被刺激到了，他投身革命几十年，结果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块地盘，就这么轻易被张鸣岐和龙济光这种前清余孽给夺走了，和岑春煊相比，这两位对于满清的怀念是不加掩饰的，如果不是满清是从中央垮台的，他们是死活不肯接受民国的。

    事实上，要不是云南总督赵尔巽被云南进步力量所驱逐，广西、云南的前清官员甚至有抱团等待复辟的念头。赵尔巽的下台才让广西官员意识到满清不可能复活了，这才转头向袁世凯效忠，成为了北洋在南方的一个支点。

    面对这种腐朽落后的封建军阀，自觉代表着先进文明的革命党居然都打不过，这确实刺激了革命党中的一大部分人，毕竟他们投身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是为了让国家独立于世界之林，结果代表先进文明的革命党人居然连腐朽的前清余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对抗列强收回权利。

    相比之下，被革命党人视为新义和团的劳工党，因为主张发动工农消灭地主阶级，革命党人对于劳工党的评价是不高的，认为劳工党对于欧洲文明一知半解，吸纳了欧洲文明中最暴力的一部分，而全然不知何为民主主义，不过是另一种义和团而已。

    孙文等人改组同盟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劳工党继续向同盟会内部渗透，因为同盟会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和严密的组织，所以劳工党对于同盟会的渗透非常的轻松，这让主张三民主义的广东同盟会大为愤怒，于是便把那些部分赞同劳工党主张的同盟会组织给开除出去，重建了以孙文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

    但从现实来看，投身革命几十年的孙文确实不及组织革命十年的劳工党，在中华革命党被北洋麾下的一支附庸赶得无处可走的时候，劳工党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北洋，有了完全统一全国的势头。

    哪怕再否认劳工党的土地政策过于暴力化，不讲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也改变不了劳工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趋势，而农民对于劳工党的拥护，也击破了革命党对乡村形势的判断，他们所认为的稳定乡村的重要支柱-地主乡绅，在组织起来的农民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中华革命党为了生存下去，从右翼保守主义转向左翼进步主义，就成了一种必然之势。孙文毕竟是在国外长大的，他没有其他党员那么多包袱，因此他很快就意识到，继续和地主阶级合作，恐怕连小资产阶级都要抛弃他了，毕竟他的三民主义能够吸引到知识青年，是因为三民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西方式的中国，也就是让中国重新变得富强起来。

    哪怕小资产阶级如何不认同劳工主义，但劳工党确实让国家强大起来了，这就必然会吸引这些小资产阶级去拥戴劳工党，而不是继续跟着中华革命党喊口号。武汉军队在广东获得的拥护，也让孙文意识到，中国的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开始落幕了，继续和地主阶级妥协不会再给革命党带来什么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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