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由行动权的，和国内相比，亚洲联合舰队的一举一动都要获得联盟的授权，否则就不被联盟所认可。

    如果是国内的话，海军当然不会鸟这种破规定，政府不授权，难道海军在外面的行动就不被看做是日本的官方行动了吗？陆军在朝鲜弄出闵妃案，政府也想不承认，但还是得给陆军背黑锅，因为他们不能把陆军开除日本国籍。但是联盟真能把海军的行动宣布为日本海军的个人行为，从而给海军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

    海军推动亚洲联盟的建立，目的是为了让联盟分担海军在亚洲地区行动的政治压力，就是为了让海军在海外的行动正当化，如果撇开了联盟行事，那么海军还支持联盟做什么？所以，在亚洲联合舰队内的日本海军，反而要比在国内时更加守规矩了。

    不过这样一来，海军对于掌握联盟的主导权就相当迫切了，虽然理论上联盟应当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毕竟联盟的授权是来自于各国政府的政治宣言。但是，除了中国之外，日本和德国都是海军主导的支持联盟，而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

    于是在亚洲联盟这个地区秩序真的创建成功后，海军自然不会想把功劳交给政府，也不愿意让政府借助联盟决议来压制自己的行动。考虑到这一原因，日本海军自然极力主张自己亲自和联盟各方沟通，而不是通过外务省来沟通。

    不过，海军内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只有林信义，柴山大将虽然在专业上经验丰富，但是在人际交往上真的有些死板，这也是他一直被山本大臣压制的原因，因为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而林信义还是佐官时就已经能够统合海军各派系和山本大臣对抗了，双方在人际关系上的运营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此前在学校时堀悌吉觉得林信义这么做是歪门邪道，毕竟海军是一门集合了大量技术的职业，不专心于技术而沉迷于人际关系，最多也就是当一个省部官僚罢了。不过毕业后的舰上生涯让堀悌吉意识到，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林信义经营的不能叫人际关系，而是人和人的沟通关系。

    海军作为一个高度协作的技术军种，组织和协调人的关系确实很重要。比如巴厘岛事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弄出来的，而这一事件却极大的促进了亚洲联盟的建设进程。在巴厘岛事件之前，外界普遍把亚洲联盟视为了日中德三方结盟的一个伪装，但是在此事件之后，亚洲各民族开始认可了联盟所主张的民族自治原则。

    于是原本被各国视为三国自娱自乐的游戏之举，现在则真正被视为了亚洲地区的一种新秩序。海军也借此突破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给日本制定的势力边界，从而对南洋事务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而作为联合舰队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林信义虽然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和中国人、德国人进行沟通上，但堀悌吉也感受到了联合舰队正在这种沟通过程中逐渐化解了各方的独立性，而开始变得具有组织性了。

    此前德国人压根瞧不上亚洲人，认为联合舰队理所当然的应当听从自己的指挥。德国人的底气在于德国海军的财大气粗，德国海军把青岛的设施出售后并没有把钱转回德国，而是投入在了山东及太平洋岛屿上。

    联盟的经费支出，德国人出了40%，日本30%，中国20%，其他各国出10%。不过其他各国的10%，实际上能有一半经费到位就不错了，毕竟真正具有财政基础的只有三国而已。出资最高的德国人自然觉得自己的话语权应当是最大的，且就海军组织上来说，德国显然也更先进一些。

    不过德国海军的政治能力也不比日本海军强多少，最终被林信义联合了德国政府及资本的力量，压制住了德国海军试图在远东挑起战争的想法。而中国人也因此站在了日本海军这方，毕竟中国方面参加亚洲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商船的海上航行自由，不是为了参加英法和德国的对抗。

    堀悌吉只能放下公文，对着丰田贞次郎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他知道林信义的道路不是自己可以复制的，他只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至于林信义会怎么利用亚洲联盟这个组织做什么，就不是他能给出建议的了。

    被堀悌吉念叨的林信义，此时正坐在沂水路东端的山东省政府大院内和山东省政府的官员开会。沂水路就是过去的地利街，收回青岛之后，青岛各德国街名都改成了中国名称。

    这条街的西头就是原总督府，位于葫芦埠的正南方，正对着进出胶州湾口的主航道，所以风景相当的好，而作为最早进行城市建设的街道，这里的公共设施也相当的现代化，几乎和柏林的城市大道没啥区别。因此山东省政府确定搬到青岛后，就购下了一处德国商人的别墅，作为了政府大院。

    在1910年之前，山东地区的政府系统依然保持着前清时的模样，不过是县令、知府、巡抚改成了县长、市长和都督。1910年之后，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扩散到了平民阶层，前清时期的官员体制已经难以维持，主要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旧官员体制也就失去了新血，虽然北洋团体吸纳了留学生作为官员的后备力量，但是这种吸纳并不具备普遍性，实际上北洋团体已经退回到了推荐制的人才任用方式，这就出现了大量权力私有的小团体。

    按照一些北方乡绅的看法，北洋官员还不及前清时清正廉洁，毕竟前清还是一个大一统王朝，而北洋官员则几乎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就算是袁世凯的命令都未必管用。因为这些北洋的地方官都靠着私人维持地方秩序，他们很自然的就帮亲不帮理，连一个统一的法律都不存在了，只有权力说了算。

    而袁世凯也拿这些地方官员无可奈何，离开了这些官员，袁世凯就不能控制地方，这些地方搞不好就要变红，虽然下面的百姓怨气不小，但只要局面还能稳定住，袁世凯也只能当看不到。北洋团体上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于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瓦解了北洋团体作为政治势力的利益统一性。

    因此从1910年开始，原本反对共和民主这些新思想的北方乡村，也逐渐接受了这些新的思想，因为北方民众迫切的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清理当下腐败混乱的社会黑暗现象。主张军民分治，也就是成为了北方地区呼声最高的政治诉求。

    此前建国时武汉虽然提出了军民分治，但是其他势力都不认同，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依旧在搞军政一体，毕竟在满清结束后能割据一方的都是军事集团，光凭借政治影响力控制地方的官员很快就被军队给驱逐了，或者和地方军队联合了起来。

    比如袁世凯一度任命了文官担任山东都督，但实际上山东军政权力却在北洋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手中。靳云鹏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就算是袁世凯任命的山东都督也指挥不动他。

    靳云鹏虽然是山东人，但是他搜刮起地皮来却没顾什么同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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