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老，也只能遏制一下山县侵犯政府权力的行为，而不是阻止山县的陆军扩权行动。

    在林信义回到东京见到伊东祐亨时，这位海军元老就对他说道：“陆军现在就是想要改变国策，提升国防建设的财政比例，西园寺公望终究还是公卿做派，不能断然拒绝陆军的要求，使得山县在元老会议上步步进逼啊。”

    林信义知道伊东为何抱怨，因为西园寺公望在政府层面上犹豫的话，那么在元老会议中本就强势的山县自然就会更加的激进，这样元老之间的斗争就会激烈起来，这显然是不利于日本政局的稳定的，毕竟元老会议是各派妥协的地方，不是交战的地方。

    而在他和山本权兵卫见面时，这位前首相也被陆军的行为刺激的跃跃欲试了起来，认为与其让陆军获得利益倒不如让海军把财政盈余给花了先，免得陆军喋喋不休的要求增加国防预算，现在日本最大的国防自然是海军而不是陆军。

    山本权兵卫显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大舰队设想，在觉得政府阻止不了陆军增加国防预算的要求下，开始打算恢复海军的大舰队计划了，而这也是斋藤一系的执念，毕竟在当前的海军路线下，斋藤一系实际上已经被海军权力边缘化，他们想要回到海军的核心就不得不让海军回到舰队扩张路线上来。

    在政治上，陆军也开始了一些小动作，桂太郎拉拢了国、民党改革派，在三菱财阀的资助下成立了新党，以对抗政友会在议会中的影响力。明治天皇去世后，此前政治上的高压状态开始结束，因为没有人愿意为高压政治背书了，所以政党政治迎来了宽松期。

    不仅仅桂太郎试图组建新党，这一时期自由党也迎来了大发展，这两个新成立的党派甚至还发生了人才争夺战，不过本质上还是关东财阀和关西财阀的竞争，也是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斗争。

    比如若槻礼次郎就被桂太郎给拉了过去，不过向来亲近陆军的后藤新平却没有加入桂太郎的新党，而是继续支持了自由党。

    小川平吉和原嘉道对东京政局的变化也颇感头疼，在林信义回国的期间，和其多次碰面讨论时局。两人的意见是，应当和桂太郎的新党保持合作，而不是一味的对抗，毕竟他们这个派系中有不少人被桂太郎给拉过去了，主要原因就是自由党的政治理念过于激进，让这些政治人物难以接受。

    如果小川平吉和原嘉道不是知道自由党背后是林信义和海军的支持，他们都忍不住要同自由党划清界线了。就如小川所言，“自由党的安部矶雄、大井宪太郎提出的政党政策，实在是过于得罪财阀了。”

    小川平吉说自由党的政党理念得罪财阀，倒也不是无稽之谈，自由党本就存在着许多社会主义者转变过来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虽然他们放弃了暴力革命，但是却认为对劳工的保护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而这也是英国费边社、美国进步主义者的主张。

    千叶县农地改革和千叶县工业基地的规划，极大的推动了千叶县及东京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1912年林信义回到东京时，东京郊区的人口已经赶上城市地区的人口，而千叶县也出现了三个市，这都标志着工业化带来了人口聚集效应。

    不过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在1912年，日本的资本家依然还是认为，尽可能的迫使工人延长时间工作才能获得超额的利润，棉纺织工厂的两班制，一班为12小时，其中的夜班制度最让人诟病。

    纺织女工上五天夜班，体重能减轻5斤，然后上五个白班，也不过补回一半夜班损失的体重，所以纺织女工的身体都很差，特别是三年以上的女工得肺结核病的几率是普通人的三倍。

    至于钢铁工人每日工作时长往往超过12小时，而这种重体力活又容易出事故，所以官办钢铁厂比私人钢铁厂规模大，就是因为官办钢铁厂比较守规则，工人事故死亡率比较低，技术工人不愿意去私人钢铁厂上班。

    所以从日清战争之后，随着日本工业化程度的上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次数一直在上升，只不过因为工人数量较少，所以明治政府反而更关心农村问题，毕竟农民起来暴动的次数太多了。

    自由党组建之后，就一直在推动劳工工作条件的改善和薪资水平的上升，此前流于形式的社会改良主张，现在则变成了有组织的为劳工阶层争取利益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松方幸次郎对于自由党采取了积极支持的立场，这位川崎造船所的总裁不仅在川崎造船所内首先推动了八小时工作制，还以工商大臣的身份制定了一系列劳工保护法律。

    自由党和工商大臣松方幸次郎之间的合作，自然对大财阀们造成了冲击，三菱、三井、安田、住友等财阀认为自由党的政治主张是在制造劳资冲突，煽动工人们破坏正常的工厂秩序。这些财阀主张维持旧秩序，毕竟这是他们从维新时代转型壮大起来的成功路线，他们一点都不想冒险去尝试提高工人福利和薪金的水平，从而制造经营上的困难。

    安田善次郎就对松方幸次郎在川崎造船厂推动的八小时工作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这样强调道：“日本资源贫瘠，技术上又不如欧美，日本的产品在国际上要和欧美的产品展开竞争，一个是依赖日本人的勤劳奋斗，一个是仰赖帝国军队的保护。”

    只是安田善次郎对松方幸次郎的批评，只能得到三井、三菱这些大财阀的认同，就算是反对工人运动和国民过度自由化的“爱国主义者”，对于安田的这些话都产生不了共鸣，他们批评安田这样的大资本家依靠放高利贷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都变成了私人享受的资本，完全没有回馈给社会，有什么资格谈工人勤劳奉公就是爱国主义？

    支持松方幸次郎的，只有涩泽财团领导的东京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在日俄战争中是发了一笔小财，但是战争景气结束之后，他们就陷入了经营上的困境，产品没有销路，银行贷款的利息难以偿付，还要面对大资本的挤压政策。

    松方幸次郎主导的亚洲贸易合作为他们打开了亚洲市场，提高工人福利和降低工人工作时间虽然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涨，但是却降低了市场竞争的烈度和工人的流动性，而自由党推动的反垄断行动又遏制了大资本对这些中小企业的恶意收购行动。

    所以，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大财阀的垄断市场经济，一种是国家法令保护下的自由市场竞争。相比之下后者要有活力的多，也在新兴市场中逐渐打破了财阀的垄断行为。

    面对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习惯于依赖权力和资本进行垄断的大财阀来说，显然是一种威胁。他们也就从支持国内经济建设的立场开始调整，变成了支持财阀们领导下的国内经济建设，反对限制垄断资本的国家法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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