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看来，这就是武汉迫使北洋和后党决裂的手段的翻版，他当时气急而笑的对身边心腹说道：“武汉这帮年轻人是把咱老袁当猴子了吗？一次又一次，还没完没了了。老子就给他入城，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把俄使馆给收回来…”

    袁世凯虽说不肯中武汉的激将法，但也不许武汉把大股军队派入北京城，毕竟列强在北京的军队也就二三千人，俄国驻军不过三四百，因此他认为武汉派出一到两个营也就足够了，不过他对武汉还有主张，若是激起了公使团的抗议，武汉将要对此负有全部责任。

    而武汉也确实只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不过还配备了机枪和大炮，总的兵力约在1500人左右，这样的兵力确实是能够和列强驻在北京的兵力相抗衡了，只是也让驻守京城的曹锟部感到了几分威胁，曹锟很担心这支部队最后不进攻使馆区，反而在北京城内就此驻扎下去，这样他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不过还没等曹锟和徐世昌商议明白，入城后的第三天，秦力山就以国会的名义向公使团递交了第三次通牒，告知中国军队将会于9月17日上午九点从东交民巷西口进入，然后前往接收俄国使馆及俄国兵营，要求到时公使团卫队让开道路，不要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俄国公使也收到了最后通牒：要求当日俄国外交人员及军队于兵营操场集合，并整理好个人财物，交接完成后，他们即可携带个人财物前往天津，并从天津上船前往营口。国会警告俄国人，假如在接收过程中发生抵抗事件，那么他们就将不再享有外交官的特权，而被视为交战对象，那么中国军队将会以战争方式对待他们。

    唐绍仪听说了秦力山以国会名义发出的对公使团的通牒，顿时紧张的跑去见了徐世昌，对其强调道：“秦议员这么做是不符合万国公法的，一旦公使团拒绝了国会的通牒，在接收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这将会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我们可不能再闹出向万国宣战的笑话来啊。”

    自从庚子国变后，大清的官员都有了这样一个铁律“外交无小事”，和洋人有关的事，再小都会变成天大的麻烦，因此不和洋人起冲突就成为了大清官员当官的第一条准则。徐世昌自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因此他拒绝了参与和公使团交涉的事务，把和洋人打交道的麻烦交给了秦力山和国会。

    此前大清虽然把总理衙门改成了外务部，使外务部成为了六部之首，但这完全是被列强逼迫所为。外务部看似地位很高，但实际上做的事都是吃力不讨好，真心替洋人办事，那就会坏了名声，对洋人的事推三阻四，又会因为洋人的吵闹而丢了官职，所以在外务部任职的官员都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国会把后党干掉之后，北洋对其他衙门都很感兴趣，但唯独对外务部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想在洋人和国会之间来回受气。和之前替洋人办事只会被老百姓骂不同，现在外务部完全受国会监督，干的不好是要被问罪的，哪怕如唐绍仪这样的留洋派人士，现在都不敢接手。

    此时的北洋已经日益成为了新式军队团体和留洋派官僚的军政联盟，这一军政联盟的形成，其实也是建立在革新政治的基础上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北洋团体好似湘系、淮系的军事集团的继承者同洋务派、维新派残存者的结合体。

    袁世凯为代表的军人团体需要改革政治的旗帜来聚拢人心，从而为北洋团体找到一个前进方向，而改革派也需要获得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的支持，才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变为现实。所以，在打击后党政治和满人专政制度的问题上，以唐绍仪为代表的北洋文官派是极力主张和武汉进行合作的，因为只有打倒了这些政治上的守旧派，他们才能接收中枢权力，推行他们一直想要实施的政治理想。

    但是，这些以留美幼童为核心的北洋革新派，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改造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世界秩序的破坏者。哪怕现在的世界秩序是有害中国的，但是他们也还是认为这是中国的落后造成的，并不是世界秩序是错误的。

    这对于武汉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外交思想和错误政治理念，武汉主张现在的世界秩序是有问题的，中国可以接受一部分现实，不是因为我们赞成这一世界秩序，而是我们无力反抗它。只要有一线机会，中国都应当联合世界人民推翻这一反动的世界殖民体系下的帝国主义的秩序。

    因为双方不能在外交思想上达成一致，所以秦力山才会以国会的名义接管了外务部，而不是按照徐世昌的提议，找一个熟悉国际法的人员来主导外务部。

    由于秦力山的反对，所以唐绍仪没有能够接手外务部。他自己也拒绝了接受国会主导下的外务部工作，因为他认为外交是一门专业化的工作，不能让外行来指导外交官。他之所以赞成清除后党，就是因为后党压根不懂外交，把外务部办成了列强公使团的办公厅了。

    这一次秦力山以国会的名义发布了如此不合国际秩序的外交通牒，让唐绍仪更加觉得头痛了。在他看来，武汉并不能代表中枢，虽然这一次是武汉的率先发难一举推翻了外强中干的后党政治，但既然要开国会，自然就该按照民主的原则来组建新的中枢，怎么可以任由武汉自说自话呢？惹出了麻烦，倒霉的可是全国而不只是武汉。

    徐世昌虽然认同唐绍仪的话，但他也不肯现在出面的，他对唐绍仪说道：“还是再等一等吧，现在我们出面拦阻，搞不好就是里外不是人。洋人的问责我们扛不起，国民的骂声还得我们来背，倒是武汉啥也没干，结果却成了民族英雄了。”

    唐绍仪张着嘴却说不上话了，因为他发觉徐世昌说的确实没错，此时北洋出面拦阻，国民只会认为北洋对洋人奴颜婢膝，不会认为武汉过于莽撞了，因为大家压根不了解什么是万国公法，只会从立场上判断谁在和洋人对着干。

    按照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使馆区完全属于各公使馆警察权限之下，由北往南流过的御河把东交民巷分割成了东西两个区域，东区是德、奥、比、西、意、日、法七国使馆区，这七国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委员会，对东区进行了统一的街区管理，完全的把中国主权排斥在外了。

    西区有英美俄荷等国使馆，但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委员会，不过同样把清政府的主权给排斥在外，一切街面上的事务都归使馆管理。整个使馆区内的衙署、民居、祠庙都被夷为平地，然后在上面建起了兵营和西式建筑。中国人不得在使馆区内购置土地和建筑，中国马车也不许进入使馆区。

    整个使馆区被一道城墙包围了起来，八个入口建起了钢铁大门，城墙外还有一道壕沟，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堡垒而不是什么使馆区。在各个大门处都贴有告示：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由于使馆区南部靠近内城城墙，因此公使团干脆把使馆区的范围延伸到了内城城墙上，把正阳门城楼即东面的城墙都纳入了使馆区的警戒线内，禁止中国军队上城墙巡逻。

    于是汉人在大清时敢上城墙窥视内城就要被斩首的规矩，因为洋人占据了正阳门城楼即城墙，倒是让汉人能够随意登上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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