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大臣増崇接到了国会的通告后也是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把问题上交了，他的前前任立山只是给瀛台换了窗户纸，结果就引起了慈禧的不满，最终因为在义和团事件中主张议和而被杀，所以在有关皇帝的事务上，他是一点都不敢擅自做主的。

    李莲英接到了増崇的通报后也不去禀告慈禧，而是恼火的看着増崇训斥道：“这国会是个什么东西，他们说入宫就能入宫了？这事就不必劳烦老佛爷了，以陛下的名义拒绝了，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敢不敢硬闯。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

    虽然内务府大臣和首领太监在地位上而言，前者应该更高一些，不过这是因为清前、中期能担任内务府大臣的都是满人的皇亲国戚，自然能够压得住宫里的奴才，但到了清后期内务府大臣就开始由普通旗人担任了，光绪朝时更是直接从司员中提拔，相比之下，首领太监则越来越得权力者的青睐，他们甚至都可以直接干涉宫外的人事任免权了，于是双方的地位也就调了过来。

    李莲英作为大清第一个二品太监，自然不是増崇这样一个普通满人官员能够对抗的，特别是在立山之后，宫中大小事务更是只有李莲英才能下决定，内务府更加的不敢管宫中之事了。李莲英既然已经下了决定，増崇也就唯唯诺诺的下去了，虽然他心里还有放心不下，但觉得有李总管顶在前面，这事可就赖不到自己头上了。

    虽然在増崇面前李莲英表现的镇定自若，但在増崇退下之后，李莲英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思考了半天，还是换了身衣服去见慈禧了。

    往年慈禧总是在端午过后前往颐和园消暑，过了重阳节再转回宫来。也就庚子出逃在外的两年里中断了这一习惯，不过在慈禧回到北京之后就恢复出宫避暑的习惯，以彰显自己的权力和过去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今年的避暑还是不可避免的中断了，因为俄国人打下了大同，京师内外都大为震动，慈禧担心自己出京会被京城百姓视为再一次出逃，于是干脆就取消了今年避暑的计划。

    慈禧所居住的地方正是之前被八国联军所烧毁的仪銮殿，返回北京后慈禧花了500多万两对此地进行重建，并改名为佛照楼，修好之后，慈禧就从乾清宫搬了出来。对于慈禧来说，紫禁城虽然代表着她执政权力的来源，但只有佛照楼才是她真正行使权力的地方。

    从佛照楼到瀛台也不是很远，因此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可谓都在慈禧的眼皮底下了。哪怕内务府总管给瀛台换了窗户纸，慈禧也能立马知道，可知她对于光绪帝的监视是多么严密了。

    在増崇面前脾气不小的李莲英，到了慈禧跟前却又变得温和谨慎了起来，他原原本本的把増崇的汇报和自己的处置方案都告诉了慈禧，并请示道：“奴才如此处理可还妥当？还请老佛爷拿个主意。”

    听了李莲英的汇报，慈禧也是大觉头疼，她用手按着自己的太阳穴说道：“这些汉人到底想要做什么？哀家连宫外的事务都放手了，他们还要不依不饶的把手伸到宫里来吗？”

    和李莲英不同，慈禧知道强顶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武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大清的纯臣，铁良和端方还被武汉扣押着呢，湖北、湖南的人事任免甚至都已经不通过朝廷了，河南、四川、江西、西藏等地的人事和财权也为武汉所把持，俨然就是国中之国的样子。

    如果不是俄国人非要北京签署割让满洲和外蒙的协议，其实慈禧更希望和俄国达成和议，先专心对付武汉的。现在的大清，其实要比太平天国时期更加的危险，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汉人的地主乡绅愿意站出来对抗太平天国，但是现在各地的汉人地主乡绅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去对抗武汉了，归根结底就在于大清的权威已经崩塌了，地方上已经没有多少愿意为大清效力的势力了。

    过去闹太平天国，虽然波及了大半个中国，可各地都还是认为大清是正统王朝，愿意把钱粮输送到北京来。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认为朝廷是洋人的朝廷，除了帮助洋人欺压细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方面代表中国的利益，满人奴役中国之说也就深入人心了。

    回銮新政营造出来的那种复兴气息，就如同回光返照那样，在俄军的入侵下迅速的逝去了。慈禧虽然揽权，可她并不糊涂，她的权力看似来自于皇权，可实际上是在于平衡汉人实力派。

    太平天国兴起之后，满人的衰弱就不可遏制了，而之所以皇权还能掌握在满人手中，不是汉人的力量太小，而是汉人没有一个真正的权力核心。不管是曾国藩的湘军或是李鸿章的淮军，其实都有能力取满人而代之，但他们都没有把握打败其他挑战者，因为他们缺乏自己的统治法理。

    从他们站在朝廷这边镇压汉人起义之后，他们就很难再以汉人领袖的名义推翻满人的统治了，这和吴三桂等人的叛乱是一样的道理，在汉人眼中他们就是汉奸，汉奸和满人对抗，其实汉人更希望满人赢，因为让汉奸赢就连因果报应都讲不通了。

    所以，慈禧看起来一直偏袒满人的保守派，似乎要维持满人的地位，但实质上她压根就没想去收回那些已经被汉人拿在手中的权力，不过是让另外一些汉人去打击最强的汉人督抚，从而延缓一下满人的统治寿命罢了。

    这些手段用来对付曾、李这些老派人士还是相当管用的，但是在袁世凯身上其实就有些运转不灵了，因为袁世凯不是靠着科举出头的，他是直接在军中经营起来的势力。和他的那些前辈们相比，他所处的环境要好的多，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体制内的对手，湘军已经没落，张之洞只是一个书生，其他人更是只会耍嘴皮子，见识连张之洞都不如。

    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南方的实力派已经不愿意和朝廷混了，他们已经开始寻求在体制之外的道路了，这和同治年间大家还觉得改革能够挽救大清的主流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以武汉为代表的年青人都主张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他们要的是挽救中国而不是挽救大清。

    而仅仅在戊戌政变之前，保守派指责维新派的罪证就有一条“维新派救中国不救大清”，但十年不到的时间，南方的主流观点已经变成了，“救中国就得先让大清去死”。

    因此，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去投奔了革命党，哪怕是那些主张立宪的开明士绅，他们支持立宪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挽救大清，而是希望以立宪消灭革命。随着武汉势力的不断扩张，特别是在俄国正式对中国宣战之后，慈禧手中能够用来平衡政局的牌面几乎就都失效了，一个不能维护国土的政权，显然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从拿破仑到拿破仑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能以皇权震慑武汉，又不能动用武力镇压，面对武汉的逼宫，慈禧在苦思许久后也一无所得，只能让李莲英传话给了张之洞和庆亲王，要求他们去阻止国会的行动，不要造成京城内外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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