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榷>”投寄了《文汇报》,他明确地指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章放在该报第四版最下角刊出,他认为这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党一贯执行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于是他在一九六六年夏秋,便开始撰写《出身论》,该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强调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第二部分、重在政治表现问题,分三个方面论述;一、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二、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三、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这个话题是从“黑五类子女不保险”的说法引出的。第三部分、受害问题,从大学招生、工厂提干、农村给地富子女划成份、街道办事处改选居民委员会等几个方面得出如下结论:“出身压死人”。并且尖锐地指出,这种阶级偏见,任其发展下去,那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出身论》写好后,遇罗克便大张旗鼓地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中学文革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号上发表。该文广为流传,首印两万份,一抢而空,二月份又以专刊形式在印了六万多份,依然是供不应求,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后又被以不同的形式翻印传布。
高加林一口气将这些通讯读完,特别令他的灵魂受到触动的是遇罗克的“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对于遇罗克的死,高加林反思着,这是不是法国的大革命那时候一样,有时候不需要什么理由。(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加林还把北岛追忆遇罗克的两首诗《宣告》《结局或开始》抄在了笔记本上。
(附诗:《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以显示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第二首由于太长,读者可以在百度上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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