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越麾下对人口流动管控严格，即便是流民也要遵循一系列规定，不能随意征用为矿工。

   
    于是，商人们将贪婪的目光转向塞外。

   
    组建捕奴队，以各种借口为掩护，成群结队地活动。

   
    塞外部落身处严酷环境中。

   
    人们普遍能吃苦耐劳，妇女儿童也不例外，且多有放牧和处理皮革的经验。

   
    崇祯二年开始，一些被利益蒙蔽双眼的商贾，开始暗中对塞外小部落的妇孺实施掳掠。

   
    将他们囚禁于缝衣厂、被服厂等，成为其利润的牺牲品。

   
    这些被掳掠的妇孺几乎不索求工钱。

   
    只要能保证温饱，对她们而言，这已远胜过塞外的饥寒交迫。

   
    甚至，由于得以饱食，她们失去了逃跑的念头，这使得利用她们的成本微乎其微。

   
    因此，近两年间，关内外，尤其是满套儿地区，塞外部落的人口被大量掠夺。

   
    从前，这些掳掠行径还遮遮掩掩，如今却已堂而皇之。

   
    商贾们何其欢欣鼓舞？

   
    更何况，随军征战还能积累功勋，功勋则意味着未来封地的可能。

   
    马世龙的案例便是明证，怎能不令人心生艳羡？

   
    即便不提金矿，仅封地所辖的矿产资源，亦足以令几代人衣食无忧。

   
    即使无矿藏，那大片的良田和广袤的草场，同样令人心动。

   
    这不仅是一份丰厚的家业，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

   
    过去，人们总将塞外视作荒凉贫瘠之地。

   
    而今，真正投入开拓建设，才发现塞外实则藏宝无数。

   
    的确，土地的价值在于拥有者的智慧与能力。

   
    在游牧民族手中，塞外是难以生存的荒漠；

   
    而在中原百姓手中，它却能成为沃土。

   
    历史上，无论是屯垦戍边还是移民实边，中原历代的边疆经略，大多卓有成效。

   
    它们的兴衰，与中原皇朝的命运紧密相连。

   
    在皇朝强盛时，边疆建设如火如荼；

   
    一旦衰落，便不得不收缩防线，过往的辛勤成果，往往付诸东流。

   
    边疆的风云，实则映射着中原的强弱。

   
    当华夏大地繁荣昌盛，塞外的强悍部落，如匈奴、突厥，乃至明朝时期的女真、蒙古，也只能俯首称臣。

   
    然而，一旦中原衰落，碰上塞外势力的崛起，便是国运的转折点。

   
    但对大明而言，转折的曙光已现。

   
    全球范围内，游牧民族的力量正走向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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