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铁骑已肆虐关内长达一年的时间。
关内战报便如断线的纸鸢,时有时无。
京师接连八道勤王诏书送至辽镇,每一道都带着愈发急促的朱批印记。
关内的战况一直不明。
但是宁远那边,同样...
赵廷芳在江南的改革初见成效,但朝堂之上的暗流却未曾平息。翰林院侍讲学士李梦阳虽已被革职,但其门生故旧仍在,且多与江南士绅往来密切。他们虽不敢公然对抗朝廷,却在民间散布流言,称吴世?的改革“扰民乱政”,“苛待士绅”,更有甚者,将江南民变归咎于“吴党专权”,企图动摇朝廷对改革的信心。
吴世?对此心知肚明,却不急于反击。他深知,朝堂之争,非一朝一夕可定,而改革的成败,关键仍在地方。他一面命赵廷芳继续在江南推行工坊营与赈济院,一面下令在京师设立“国子监分院”,延请天下名儒讲学,以正视听,同时派遣监察院密探,暗中查访江南士绅与旧贵族之间的往来,务求一击即中,彻底肃清反对势力。
嘉靖二十五年春,江南各地的工坊陆续开工,织坊、窑厂、造船厂等纷纷设立,失业的织工、窑匠、船工得以重新就业,民间怨气渐平。赵廷芳亲自巡视各地,督促工坊营的建设,并与江南商会协调,确保工坊的产品能顺利进入市场。他更下令设立“工坊互助金”,由朝廷与地方商人共同出资,用于扶持小型工坊的发展,防止大商垄断市场,进一步稳固民生。
与此同时,朝廷恢复市舶司旧制后,对洋货进口进行严格管控,洋布、洋瓷的流入大幅减少,本土织布、瓷器的价格回升,市场逐渐回暖。赵廷芳还推动“海外贸易条例”,规定凡与南洋诸国通商者,须经市舶司登记备案,并缴纳关税,所得税银用于补贴江南工坊营与赈济院,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就在江南局势趋于稳定之际,京城却再起风波。原礼部郎中王世贞虽已被革职,但其子王文远却在江南秘密联络旧部,企图策动更大规模的士绅联合上书,请求朝廷废除“清丈田亩”与“按产征税”政策,恢复旧制。他们甚至与部分京中保守派官员暗中勾结,企图借皇帝之口,迫使吴世?妥协。
赵廷芳的密探早将此事密报京城,吴世?得报后,立即召集群臣,于朝会上当众揭发王世贞之子王文远与江南士绅勾结,煽动地方叛乱的罪行。他下令锦衣卫立即南下,拘捕王文远及涉案士绅,并宣布将对江南士绅阶层进行全面清查,凡有勾结叛乱、煽动民变者,一律严惩不贷。
此举震动朝野,许多原本观望的大臣纷纷表态支持吴世?,甚至一些曾反对改革的士大夫也纷纷上书,请求朝廷严惩乱党,以安民心。吴世?趁势推动《监察法》第三章,进一步扩大监察院的权力,规定凡涉及地方叛乱、贪污舞弊、煽动民变者,无论官职高低,皆由监察院直接审理,无需经过刑部与大理寺,以提高执法效率。
与此同时,赵廷芳在江南展开雷霆行动,亲自指挥锦衣卫与地方官兵,一举拘捕王文远及涉案士绅二十余人,并查封其家族产业。他下令将王文远押解入京,由监察院亲自审理,并在江南各地张贴告示,明示朝廷对煽动民变、勾结叛乱者的严惩态度,震慑地方豪强,稳定局势。
江南之乱虽已平息,但吴世?深知,帝国的隐患远未根除。蒙古瓦剌部虽暂退草原,但其首领也先并未放弃南侵之志,反而在暗中联络鞑靼、兀良哈等部,意图联合南下。而欧洲列强在南洋的扩张亦愈演愈烈,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已在印度洋建立多个据点,并试图染指南洋诸国,威胁大明的海上利益。
吴世?意识到,若不尽快建立强大的海军,大明的海外贸易将受制于人。他立即下令,在福建、广东两地设立“水师总营”,由赵廷芳兼任总督,负责南洋水师的筹建工作。同时,他派遣陈文原再次出使暹罗、满者伯夷、苏禄等国,与各国签订防御同盟条约,确保南洋诸国在战时能与大明协同作战。
此外,吴世?还下令在福建泉州设立“海军学堂”,专门培养海军将领与航海人才,并派遣工匠赴南洋学习欧洲战舰的建造技术,以提升大明水师的战力。他还下令在全国设立“造船监”,大量建造战舰,并在南洋设立“水师基地”,以应对可能的冲突。
与此同时,吴世?在军事改革方面亦未放松。他继续推进“卫所制”改革,废除旧有的世袭军户制度,改为招募制,并设立“武备学堂”,培养新一代职业军人。他还下令在全国设立“军械监”,统一制造火器与战具,提升军队装备水平。
在财政方面,吴世?继续推进“清丈田亩”政策,要求各地官府重新丈量土地,核实田产,以确保“按产征税”制度的落实。尽管此举在江南曾引发动荡,但随着工坊营与赈济院的设立,民生得以缓解,地方士绅的抵制亦逐渐减弱。吴世?趁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户部稽查司”,专门监督清丈执行情况,确保税收公平公正。
在教育方面,吴世?大力推动“义学制”,在各地设立免费学堂,教授基础文化与技艺,提升百姓素质。他还下令设立“国子监分院”,延请天下名儒讲学,以培养新一代士人,为帝国的长远发展储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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